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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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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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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问题，森正夫认为，明末清初的“乡绅土地所有”
现象已成为史学界的共同认识，但这一现象是否为象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明末清初所特有的现象而具有“划时代”意义呢？如果是特有的，那么又如何理解“优免权”以及规定这一特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官僚制、科举制本身的“非特殊现象”在明末清初的状态呢？也就是说，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形式由来已久，“官僚制即使限定于宋代确立的科举制度，到明末清初也已经有近700年的历史”，既然上层建筑长期保持不变，那么如何解释以国家所赋予的优免权为契机而形成的“乡绅土地所有”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呢？
（3）关于明清乡绅与宋代“形势户”和“官户”的区别问题。森正夫认为，徭役免除这种身份特权，在宋代和明代都存在。宋代具有徭役免除特权之形势户、官户及其土地经营方式与明清同样具有徭役免除特权之乡绅，其土地经营方式有何差异，仍需要进行探讨。[47] 三
日本明清乡绅研究中另一重要论点是“乡绅统治论”。“乡绅统治论”是对“乡绅土地所有论”的继承和批判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研究者“一方面从小山、浜岛等人所确证的‘乡绅土地所有’论中受到启发，另一方面则想解决在‘乡绅土地所有’论中忽视的内容，即不但要深化地主、佃户制的研究，同时要解决依然存在的自耕农阶层问题”[48]。因为“乡绅土地所有论”所关注的主要是地主佃户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在“明中期以后几乎全面展开，特别是象江南三角洲地带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比例几乎达到一比九，但最终还是没有成为封建社会构成的普遍基础”，而不隶属于地主的“自耕农”则一直延续到最后，并“呼应着始终拒绝分权化的王朝专制统治体制”，仅从“地主佃户制关系的分析，推论全社会构造”显然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一考虑，日本学者把明末清初以后的绅士阶层的支配社会现象设定为“乡绅统治”，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包括地主、自耕农、佃户和专制国家权力的特性，说明“乡绅统治不仅是对佃户的支配，而且也是对自耕农为核心的其它诸阶层，以非根据土地所有的支配来完成的该社会统治的基础单位”。
“乡绅统治论”的代表者是重田德。1971年，他发表了《乡绅统治的形成与构造》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乡绅是一个“政治社会范畴”，不是乡绅土地所有论者所设定的“经济范畴”，因为乡绅本身就意味着优越的特权和地位，而乡绅地主和“乡绅土地所有”即由这种特权和地位所规定。因此，乡绅制不仅仅是土地制度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地主对佃户的支配，而是指超越地主统治的界线，通过经济的、非经济的关系，尤其是以与国家权力不即不离的关系为媒介，对佃农及以自耕农为中心的其它社会阶层进行统治。
那么，这种“乡绅统治”是如何形成的呢？重田德认为，乡绅统治的建立，主要经历了两个历史过程。一是个别的“乡绅统治”的形成。这种统治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基于土地所有关系的乡绅统治，这一统治是以“优免权”为杠杆实现的。由于“素民”中小地主不享有优免权，为了逃避以土地为基础的赋役，他们往往以“投献”、“诡寄”等名目将土地隐寄于享有优免权的乡绅名下。通过接受中小地主投献或诡寄的土地并作为私有土地加以保护，乡绅与中小地主结成“庇护－－被庇护关系”。这不但导致双重土地所有关系的建立，而且使乡绅取得支配中小地主的权利，并将由中小地主控制的佃户也一并置于统治之下。这一统治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是“自下的封建化”。二是不基于土地所有关系的绅士统治，这一统治是以乡绅的社会权力为杠杆实现的。作为“百姓之望”、“民之师表”，乡绅在地方行政中担当“辅佐官僚”或者“代理官僚”的职能，可以说是处于“地方政治要员”的地位，具有“一定的权限”。依靠这些权力，乡绅一方面可以进行不基于自由买卖的土地兼并、高利贷、垄断市场等活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结交官府，追求各种私人利益，行使“事实上的裁判权和刑罚劝”，并从事各种地方公益活动，由此取得对自己佃户之外其他生产者的支配权。由于上述统治方式只是乡绅的个人行为，所以只能是一种“横插”于专制政治体制下的“私人的”、“分权的”、“封建的”统治。
二是体制化的“乡绅统治”的确立。重田德认为，体制化的“乡绅统治”是国家对上述乡绅“私人的”、“分权的”、“封建的”统治进行抑制和扬弃后实现的，其形成的标志是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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