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环境史中的欧洲特殊道路问题 |
 |
时间：2009-7-24 13:49:59 来源：不详
|
|
|
洲宗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不但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且坚持认为人无节制地剥削自然是上帝的意志。"用怀特的话来说，"现代科技虽然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疏远，但它源于基督教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2](p1205)这个论断深深影响了环境主义者在比较西方文明和古代东方文明时对西方文明的看法。于是，宗教史和精神运动史似乎就成了研究具有宏大叙事风格和世界视野的环境史的最佳视角，似乎是克服物质世界的错综复杂问题的灵丹妙药。尤金．得莱沃曼(Eugen Drewermann)在他的德文畅销书《致命的进步--基督教遗产中人类和地球的毁灭》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以色列的宗教仍是一种沙漠宗教，它决不会把地球当成对自然友好的环境，也决不会当成像圣母一样温暖的环境。"[3](p73)最近在社会科学中发生的文化转向似乎给认识环境问题的这种精神观点赋予了新的吸引力。②
但是，这可能最终转进了死胡同。我担心，以为宗教史为研究世界范围的人与自然关系史提供了一个简洁清楚的结构只是一种错觉。宗教在历史上并不是一种自主的力量。我认为，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必须多多向克里福德·戈尔兹(Clif- ford Geertz)的著述学习。在对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文化表现进行比较研究后，戈尔兹发现，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是与生态差别相关的差异。他写道："给爪哇文化提供了重要经济基础的是密集的、产量极高的湿地水稻种植，而不是一刻不停的、积极进取的、俭省使用资源的、外向的谢赫(摩洛哥)，国家的初级形态是以定居的、勤劳的、侍弄梯田的农民，而不是以20世纪引进的庄稼汉为基础的。摩洛哥文明建立在勇气上，印度尼西亚文明建立在勤劳上。"[4](p9)在别的地方，他还警告了从宗教思想中直接得出关于日常行为的结论的危险陸："没有一个人，哪怕是圣人，会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宗教象征的世界里，大多数人只是在某个时刻生活在这个世界里。"[5](p86)
宗教在环境史中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事。人们尚不清楚把宗教中某些环境主义因素(如"地球母亲")从更广阔的背景中提炼出来的重要意义。宗教对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含义只能从分析日常宗教文化中发现，而不能通过仅仅考察基本宗教思想得到。这样，对"东方"和"西方"的不同想像之间的巨大差异就会越来越模糊，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副更加复杂的图景。
与一些环境主义历史学家的意见相反，犹太一基督教中上帝的"征服地球"戒律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实际意义。那么，基督教在西方农业社会就真是一个沙漠宗教吗?肯定不是!如果您不是只查阅《圣经》，而是考察民间宗教、阅读圣人的故事、参加教会的节日庆典，您到处都会发现传统农业世界的痕迹。伟大的东方宗教真的就是非人类中心的宗教吗?这些宗教中真的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兄弟般的关系吗?③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 Franke)是德国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也对中国宗教和精神传统做出了这种论述。但他的观点受到了古杜拉·林克(Gudula Linck)的猛烈攻击。在林克看来，"阴阳不分"这种中国人对未遭破坏的自然的崇拜的古老习俗并非是现实的真实写照，而是退隐山林的孤独名士的悲叹。[6](p51-59)[7](p327-351)伊懋可(Mark Elvin)的著作揭穿了几千年来中国天人合一的神话。[8-9]很容易就能找到充分证据说明，对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不但在西方历史中存在，在东方历史中也同样存在。显然，从这里我们找不到研究环境史中的欧洲独特道路的钥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本文以我的著作《自然和权力：世界环境史》(Natur und Macht-Eine Weltgeschichte der Umwelt，Munich：Beck Verlag 2000；enlarged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