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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中的欧洲特殊道路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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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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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尤其是牛和马。[12](p174)[13](p145)只用成功驯化哺乳动物这个因素并不能解释欧洲为什么领先于亚洲文明。艾里克·L.琼斯(Eric L.Jones)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在现代早期，欧洲就在大型动物的数量上占有优势。"就人均工作资本(主要指牲畜)而言，欧洲人比亚洲人拥有得更多。在耕地上，欧洲人比中国人使用了更多的役畜，比印度人使用的役畜更健壮。"[14](p4)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如果不考虑游牧民族的话，西欧人和中欧人比大多数亚洲人可能拥有更多可以利用的能源和卡路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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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的制度观点与弗兰克·乌易考特的组织观点有一些类似，我和他有过多次讨论。参看：Frank Uekoetter， Confronting the pitfalls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His- tory：An Argument for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n- Uironment and History，4，1998，pp．31-52．
② 参看我给Arne Anderson，Franz-Jose Brueggemeier,Mi- chael Stolberg,Ralf Henneking,Ulrike gilhause,Juergen Bueschenfeld,Peter Mueneh等在《科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历史》(Gesehiehte in Wissensehaft und Unterrieht，50，1999，pp．365-384)发表的文章写的评论。
把大型哺乳动物用作骑兵和耕畜肯定让他们获得了军事和经济优势，但是否也稳定了农业生态系统呢?畜牧经济经常造成过度放牧和林地的破坏。在世界许多地方，在古代就存在着农民和牧人的争夺，尤其是在遭受游牧民族入侵的亚洲地区．但是，即使是在欧洲历史上也存在着许多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战争的真实事例。最著名的例子是西班牙的牧主公会(Mesta)。这是一个强大的牧羊人的组织，拥有侵入农田和无视农民利益的王室特权。在两位经济学的制度学派的先驱者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 C．North)和罗伯特·P．托马斯(Robert P．Thomas)的眼里，牧主公会就是在经济史发展进程中制度发挥负面影响的典型代表。[15](p4,86,129,131)现在还不能断定牧主公会产生了类似的对生态不利的影响：现代西班牙环境主义者正热衷于研究原来季节性迁徙放牧路线上的生物多样性问题。
即使如此，与地中海和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地区相比，西欧和中欧在农牧业的结合上大体上相对更成功一些。但是，这种平衡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不过，到了19世纪，这种情况有所好转。这种平衡对农业生态平衡非常重要，因为土壤肥力的保存取决于动物粪便的使用。在这方面，世界许多地方存在重大差异。这是一个值得环境史学家特别关注的研究课题。在动物粪便使用方面，欧洲古老的农业区和北美大量的北方佬的农场也有明显差别。在北美，北方佬有充足的可以利用的土地，因此根本不顾及对地力的维持。
耕地和牧场间的平衡取决于制度：三年作物轮种制、林牧混合公地制和农牧民协约制。正由于这样，制度学派才能有效分析传统农业生态。现在缺乏这种制度，古老的农牧经济平衡的原则被遗忘了。在如今这个普遍使用化肥和农业高度专业化的时代，对在人类生存中保持生态平衡的最重要条件之一的意识几乎都消失了。
四 西欧的婚姻模式
人口过多和人口对资源造成的巨大压力--有时缩写为PPR--是历史上共同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环境压力，这个观点不但众所周知而且流传广泛。但是，这个观点也有问题。反对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多"这个概念不明确，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人口最密集的国家往往也是最富裕的国家，人口增长经常促进多种集约农业的发展，这种农业比古老的刀耕火种经济更具可持续性。显然，这种反论也有一定道理。整个环境史不能约化为单个的人口史。中国湿地稻作农业提供了人口增长产生生态高度稳定的经济模式的著名范例。但是，中国历史也提供了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相反例证，即鼓励人口无限制增长的农业体制也包含着长期的很高的生态风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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