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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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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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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与区别”（P1128），沃斯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充满着道德说教。克罗农认为，环境史应拓宽新领域，借鉴社会史的方法，着重研究环境史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麦钱特主张重视妇女的作用，运用性别分析方法研究环境史，她认为还应该研究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再生产。而派因则以自然中的野火为例，说明自然本身就是混沌无序的。沃斯特在他的回应文章《越过文化来观察》中提出，他并没有简单地盲信生态学，当前学界对自然失衡无序的强调，部分是受到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另外，将社会史的分析方法引入环境史，又可能使环境史变成社会史的附庸而失去它的固有特色。
在界定环境史发展方面，除沃斯特以外，克罗斯比、麦钱特和克罗农也都能够另辟蹊径，从而使环境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克罗斯比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他用动物、细菌、害虫和杂草的入侵来解释生态变化，曾经提到，新欧洲（即美洲）现有的生态和社会基本上是“我所谓的生物旅行箱（portmanteau biota）——我用生物旅行箱来统称欧洲人和他们携带的所有生物——的不受控制的繁殖和扩散的产物”。了解生物旅行箱的成功是了解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欧洲兴起的关键。克罗斯比有一句名言：“人首先是生物，然后才是宗教信徒，但许多历史学家需要提醒的是，“人在成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资本主义者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生物人”。克罗斯比的另外一大贡献是主张研究世界环境史。麦钱特指出，环境史是要“通过地球的眼睛来观察过去，它要探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它仍处于一个需要自我界定的过程当中。生态史比环境史的范畴要宽，尽管它们经常是互换使用”[9]，她主张在环境史中引入性别分析，重视妇女的独特作用。在《生态革命的理论结构》[10]中，麦钱特提出，生态学、生产、再生产和意识是环境史研究中最基本的概念（20），而生态革命必须兼备上述四个方面的改变。她认为，在1600—1860年间，新英格兰地区的生态经历了两次主要转变：17世纪的殖民主义生态革命导致了本土的印第安人生态的崩溃和欧洲动植物、细菌和人的生态共同体的融入，大致发生在美国革命与1860年之间的资本主义生态革命则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引起的。
在打破沃斯特的农业生态环境史模式方面，克罗农功不可没。克罗农史美国环境史的重要代表，早在1983年，他就出版了《土地上的变化》[11]一书，这是“一部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生态史”。在他看来，“生态史是指将历史的界限延伸到人类制度以外的自然生态系统，经济、阶级和性别系统、政治组织、文化仪式均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活动”。他对沃斯特的批评已在前文有所提及，此外，他还写作了《芝加哥：自然的大都市》[12]一书，从而开辟了城市环境史这一重要领域；另外，他指出，环境史学的最大弱点是它不能探讨环境变化对不同社会集团的意义，亟待引入社会史的性别、种族、阶级分析（1129），从而指明了环境史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方向。他主编的《不同的立场》一书，推翻了自然的顶极理论模式——早期环境史学所依赖的生态学基础[13]。此外，他还认为，历史的叙述也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有许多故事的地方：自然、历史和叙述》[14]一文中，作者“通过概览历史学家叙说大平原的过去的不同方式”， “建议去分析环境史中叙述的作用”（1350）。作者把以往关于大平原的著述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认为这个地区在不断进步，一是认为这个地区在不断退步”（1352）。克罗农指出，叙述的主观随意性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一个重大挑战，但叙述的选择也并非毫无限制：首先，我们的叙述不能违背基本的史实；其次，环境史著作必须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最后，历史学家的个人意识也是集体意识的一种反映（1372）。
在《叙说关于将来的故事：环境史和末世科学》[15]一文中，作者认为，在全球面临生态困境、科学家对此不断提出警告的现实面前，环境史学家不能丧失是非感，将环境史仅仅视为关于过去的主观叙述。环境史学家应该质疑现代世界对无止境的进步与发展之信念（57），把“自然王国置于人类历史之中”，“帮助人类重新找回自然的协调一致、模式与尊严”，帮助“在文化和政治斗争中，形成和决定一个可持续的人类未来”（4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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