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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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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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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保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很多人探讨的一个问题。尽管环境史能够从中汲取许多养分，但也为其所累。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是环境史面临的挑战之一。
在《环境史：困境与机遇》[33]一文中，奥佩提出环境史学受生态学的负面影响：环境史学家大多相信“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和谐”（23），“以这种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为参照，现实社会则极其糟糕，大部分环境史著作看起来都沉浸在阴暗的氛围之中”（24）；“强烈的道德诉求象无法摆脱的幽灵”（25）；生态学关注的是种群而不是个体，因此，环境史学家也往往把人当一个整体来处理（27）。环境史学必须熟悉生态科学，但还是“要以人文科学为起点”，“在环境较人类而言更显脆弱的当前，研究环境史能够避免人类中心的偏狭”，从而使环境史与美国的主流生活结合起来。
在《秩序和混沌的生态学》[34]一文中，沃斯特“对80年代以来生态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研究进行了概述，并将其与此前的生态学思想做了一些比较”（4）。在80年代以前，“生态学基本是研究平衡、和谐与秩序的科学，而今天，生态学则成了研究混乱、不和谐与混沌的科学”（5），认为“生态演替完全没有方向，总在不停变化，永远也不会达到一个平衡点”（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提出混乱理论的科学家多是在生态系统科学的某个分支领域接受训练，对生态系统缺乏一种整体主义的理解。这种变化也“反映了60年代政治意识的一代向80年代的雅皮士的一代的转变”。另外，混沌理论也有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政治意图（13）。尽管如此，混沌理论让我们能更充分地意识到自然的复杂性，从而“发现了尊重自然的更多理由”（17）。
在《克丽奥的新温室》[35]中，Peter Coates叙述了环境史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状况。在他看来，环境史有两个主题:一是环境的历史，一是环境主义的历史（15）。 环境史学家往往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及自然环境浪漫化和理想化，以1492年作为欧洲以外的环境变化的开端，以此说明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滥用。但自我调节、稳定的生态系统的概念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和情感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19）。而后现代的生态观则使环境史学家无所适从。环境史还需要加强与社会史之间的联系（20），还需要加强对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21）。
《历史与理论》第42卷，2003年第4期，主题是“环境与历史”，一共刊发了8篇文章[36]，分为三个版块：“环境史中的自然，”“自然的性质”，“环境在发挥作用”。这组文章重在强调以自然、环境为一方，以人类活动、文化与政治为一方的两者之间的深刻联系，批判了将自然与文化对立起来的二元主义的观点，说明没有独立于自然的文化，也没有独立于文化的自然（3—4）。约翰·麦克尼尔的文章《对环境史中自然与文化的思考》提纲挈领地对环境史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整体的叙述，包括它的起源，它与其它临近学科之间的关系，它在全球各洲各地区内的发展情况。作者认为，环境史在历史学领域中已占据一席之地，其前景光明。作者对环境史中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自然与环境的二元划分的概念，进行了批评。在《对史前史的环境研究方法：概念和理论》一文中，Olena V. Smyntyna指出，学界往往把狩猎—采集社会中人的活动，仅仅归结于地理原因（44），自70年代，则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反馈关系”，并采用了“适应”、“张力”和“调节”等概念与模式，其弊端在于只看到人的生物性一面，而忽视了社会性的一面（57）。作者建议使用“生境”（living space）这一概念，它是指一定的生存空间，它为人们提供资源等基本生存条件，但也受人们的影响，并反映人们的观念（59）。在《后结构主义对环境史学的挑战》一文中，Kristin Asdal,提出，依据Donna Haraway及Bruno Latour两位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自然和自然科学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文化和语言之中，而环境史学家却把它们当作一个没有疑义的实体来加以理解。另外，在结构主义看来，任何要素只有在一定的结构中，在与其他要素的联系只才能显示其意义，因此，环境史学中对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划分也不妥当（60）。Ellen Stroud在《自然总是很重要吗》一文中认为，从整体上看，环境史在美国学术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76)，它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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