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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史观视阈下的中西大分流——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之新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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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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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江南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通过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求知欲望，推动了人与自然之理论关系的变革。王阳明坐在亭前格竹子七日而病，宣告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破产；而科学思潮的兴起，则宣告了自然科学向伦理学闹了独立。人的追求真知的天性从伦理学的境界论中解放了出来，什么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怎样去“格物致知”，晚明中国哲人给出了全新的回答。当明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完稿的时候，江南学坛盟主王世贞最先发现了它的价值，称之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①，传统的伦理学范畴“性理”、“格物”从此具有了科学知识论的意义。而明万历九年(1581)朱载堉的《律历融通》、《算学新说》、《律吕精义》等科学著作的问世，则开创了与近代英国自然科学同样的发展方向，即研究和发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方向。他所提出的“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②的命题，正是对一切自然规律都可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近代科学原理的精辟概括。
1682年利玛窦来华，带来了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1620年金尼阁再次来华时，更带来了一个藏书7000余部的图书馆；《坤舆全图》、《职方外纪》的刊行，使中国人认识到世界辽广的真面目。万历三十五年(1607)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问世，更宣告了中西学者在探究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共同思路上的“合流”。自此以后，相继产生了《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天学初函》等一大批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著作的编译宗旨都无不强调“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和“数于艺无处不寓”的应用价值。从天启七年(1627)王徵在扬州刊刻《远西奇器图说》、《诸器图说》，论说数理科学乃是机械力学和“奇器”制造的基础，到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使用伽利略发明的天文望远镜观测日食，引进西洋火炮，再到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畅论“坚船利炮”及战守之策③；从明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编成《农政全书》，到明崇祯八年(1635)会通中西天文学的《崇祯历书》137卷告竣，再到明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问世，如此等等，都无不证明，晚明中国科学技术与英国处于并驾齐驱之势。更有徐光启提出在中国发展十项科学技术事业的计划，黄宗羲主张以自然科学取士，王夫之盛赞新兴“质测之学”，方以智畅论“质测即藏通几”……都无不标志着在中国正在孕育着一次科学的突破。
从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来看，晚明江南人也与同时期的英国人一样，产生了保护自己生产和生活安全权利的要求，以及思想言论自由和“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参与的愿望。与同时期英国市民社会一样，江南人所要求的自由，并不是要推翻朝廷，而是要求朝廷的让步。就其影响力来说，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政治影响力似乎比当时英国市民社会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顾准先生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但皇权专制主义绝不允许中国形成“无代议，不纳税”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④。可从晚明江南社会的情形来看，形成此种法权体系也并非全无可能。江南地区不仅是费正清所说的“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的中心”，而且是晚明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最为显著的地方，是全国在野政治力量集结的中心、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相结合，对上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从而构成了对帝王权力的制约；对下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道保护市民阶层不受专制权力非法掠夺的屏障。这正是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标志着在江南城市中已经生长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最初萌芽。 在早期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中，苏州市民最能体现江南民众的“气谊之盛”，最能体现其作为独立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亦最能体现其非凡的道义担当的勇气。为了抗议苏杭织造兼管税务的太监孙隆的横征暴敛，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发生了由“机户中佣工织匠”葛成领导、以纺织工人为主体的市民起义。他们“矢誓倡义，不取一钱”，只惩罚那些残民以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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