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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史观视阈下的中西大分流——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之新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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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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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本草纲目序》，载《本草纲目》卷首，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② 朱载堉：《律历融通》卷四《黄钟历议下·交会》，四库全书本。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6册《苏松》，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本，第30～31页。
④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的税官，而保一方之平安。在处死了几个罪大恶极的税官以后，他们立即贴出告示宣称：“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之民各安生理，无得借口生乱”①。苏州市民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理性精神，与近代以来的学生运动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由于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与江南在野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诉求具有一致性，于是便出现了二者相结合的局面。为了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东林党人进行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支持淮抚李三才抗议朝政和江南人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即使是一个只有八两银子本钱的商民遭受税官的迫害，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顾宪成也亲自出面为其伸冤，呼吁当局为民除害。所以，市民阶层也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与他们同舟共济。天启六年(1626)阉党派缇骑到江南逮捕东林党人，苏州知识分子首先上街游行抗议，随后便发生了3月18日苏州、常州两地市民各万余人冒雨示威、怒杀缇骑的民变。这些“民变”都是在有组织的策动下进行的，如苏州民变的策动者就是首先率领读书人上街游行示威、后来成为复社著名人物的杨维斗。知识分子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对抗专制权力，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表现。
江南市民社会的抗争，迫使朝廷革除了某些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的弊政。万历皇帝临终前，被迫罢黜矿监税使，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与市民阶层的矛盾得以缓解；江南市民抗议阉党逮捕东林党人的正义行动，更为后来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民意基础。崇祯四年(1631)苏州府颁布“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人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有学者认为，在英国，甚至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市民阶层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特定的权利意识、自觉意识和重要影响力的社会集团②。这一论断可能估计偏低，但如果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发达程度可就比同时期的英国略胜一筹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都有很大提高，现存的《万历邸钞》一书就是证明。《万历邸钞》(1573～1617)是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的抄录汇编，其内容除了政治报道(如皇帝的诏谕、官员的升迁罢黜)、经济报道(朝廷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教育报道、军事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时事评论外，更重要的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对官场黑暗的揭露，甚至包括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如马经纶批评万历皇帝有“五罪”、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纵酒、好色、贪财、尚气，等等，可见当时社会是何等开放和自由!这一状况在天启年间虽曾中断了两年，但在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以后又重新恢复。崇祯皇帝除了要求军事报道要防止泄密以外，对于言论自由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不但如此，他还明确宣布了“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③的原则。隆庆、万历以来，民间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慎行《谷山笔麈》中提到的“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沈榜《宛署杂记》记载的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抄报行”，明代小说中描写的以“贩卖新闻”为业的民间报人，等等，都证实晚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合法性的、相当发达的民问自由媒体。这一奇特的现象很值得深思，是否可以说晚明中国已开始步入初步民主化进程呢?当然，万历年间也有文字狱，如李贽被捕下狱就是最显著的一例；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英国：1633年，伽利略因其《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而被异端裁判所审讯。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只是早春时节的寒流而已。
二
近代中西社会发展的“大分流”究竟始于何时?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18世纪末英国与中国江南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吗?从人的自由的程度这一人的尺度看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视线投向1644年开始的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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