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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道契与明清江南土地契约文书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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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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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土地章程》从表面上看，也是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依约商妥”的结果，在主动权方面，上海道台或许掌握的更多一些。然而，这些毕竟都是在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出笼的。日常土地文书契约，是一个社会制度与经济生活关系的重要体现。道契本身反映的契约关系与运作实践有其社会基础的，从根本上是源于欧美的法律条文以及实践意识。
卢梭曾言：“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 [1]当西方人向上海租界移植母国制度，他们也是想在契约基础上建立起社会秩序。当然，他们在殖民势力范围内建立的社会约定，强调社会秩序，其目的可以理解成是为了更好地确保自身利益的巩固。道契作为一种重要的土地契约，事关居留权，受到殖民当局的高度重视。因此，道契的经办时，土地之转让（包括继承、赠予、分割）都严格按照欧美式的法律条文及意识习惯的程序进行，相对而言，就少了非经济因素的强权的介入。
道契中土地转让的内涵十分丰富。以继承权为例。 一个人死亡后，有必要清理一下他的事务，如将他的净存资产移交给有权取得这项资产的人，这就是继承法的内容。土地、房屋作为重要的不动资产，处理它的继承权就尤为引入注目。根据英国法，管理死者的遗产，必须有法院或遗嘱登记处的授权，否则视为无效。得到这种授权的人可能是“执行人”或者是“管理人”，一般称为“个人代表”。个人代表有权就死者的一切财产采取行动，而不问财产坐落在何处。又根据国际私法的有关规定，如不动产遗嘱，形式上的有效性决定于财产所在地法。据此，在上海租界的一些外商，临终前总把自己的土地财产直接交付委托人处理。在道契中，有关土地权的继承，并不像中国一样千遍一律地父亲传儿子，有的是兄传弟，有的是夫传妻，也有的是赠给亲友，在多份道契中我们还发现有的就是让委托人自行处理。只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都被认为是合理有效的。严格按照法律办理，这就是欧美的法律意识与精神。这些东西也渗透到道契的具体操作中。这也是道契文中对土地任何一项转让须有细密记录的一个缘由。
此外，从道契档案中记录的一些地产纠纷可以看出，大多立案诉讼，按租界中欧美的法律条文程序执行。可见，道契之所以有信用，关键是有其它程序的配合以及其它手段作保障。道契与租界内的其它制度相并存，构成了近代上海租界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这是一整套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租界实施的结果。道契后来竟然像金银、货币一样，可以在银行作为资产抵押，这并非一时风尚，而是深厚的制度层面因素在起作用。所以，研究道契，如果离开了对整个租界制度与环境的考察，那是认识不清的。道契作为一种土地制度，它不是单纯、独立地维护土地契约关系，而是与其它制度相匹配，共同支撑着租界的社会秩序。
从明清时期的土地契约文书，到近代上海道契，土地契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制度由此得以转型。道契的出现与演变，是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尽管道契这种土地文契的出现，其背景具有特殊性，且带有我们民族屈辱的深深印记。此外，就中国广大区域来讲，道契所涉范围十分有限，其影响不可高估。然而，作为一种体现近代土地契约关系的文契，道契的格式内容、经办手续，以及按照条例法规转让土地财产权利的意识与习惯，对上海以至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方面，道契具有的良好信用，以及它在实际运作中所形成的一套程式，是为我国传统契约文书在其演进中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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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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