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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道契与明清江南土地契约文书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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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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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田地的产权状态，除少量官有、公有土地，大多数为私有土地，即按规定须向国家缴纳赋税，其田地宅基“皆系民间所置买，完纳钱粮，虽大皇帝亦不肯将民产作为官地，径行建造，致令失所。”[3]赋粮牵涉到土地登记造册，而最易引发事端的是江海滩地。江南等地，正供钱粮款内有芦课一项：“凡芦洲俱系沿江沙滩，坍涨靡定，是以定例五年一丈量，令地方官踏勘新旧坍涨沙地，据实报闻，而不肖官吏往往借此纳贿行私”，结果造成已坍之地，不得豁除正赋，而新涨之地，反而脱漏升科，此种积弊“甚为民害”。[4]上海近江临海，也存在着这一问题。近代黄浦江沿岸码头出现了多起地产纠纷案，即由滩地坍涨不定而引起，其间有官民间赋税之争，亦涉及中外商民产权诉讼。
英国殖民者以坚船利炮相胁迫，促使颟顸的清朝政府与之签订了《南京条约》。在该条约中，上海被定为通商五口岸之一。中英《南京条约》虽允许英国
人携带家眷在所列五口贸易通商，但具体没有议及居留地点。直到1843年10月订立的《虎门附加条约》，又名《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其中第七款提到英人租地事宜，规定须由领事官与中国地方官员具体商议。
随后，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抵沪。当时来沪的外国商人，大多是匆忙的过客，做完生意就离去，留居上海的少数英人只能借住在县城外沿黄浦一带的民房，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巴富尔本人这时也在上海县城内东、西门之间的西姚家弄，租赁到一处顾姓住宅，作为英国领事馆临时住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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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第2页。
[2] 参见《上海道契》第一卷相关契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目前已版的《上海道契》第一卷，收录英册道契第1－300号（中间略有缺省，如缺第8、10、30、105等号），此注。
[3] 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
[4]雍正十三年十月，载《高宗实录》卷四，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674、675页。
租金为400元。期间，巴富尔曾与上海道台宫慕久会商开埠事宜。1843年11月17日，巴富尔宣告上海开埠通商。当时划定的通商开埠区域较大，计自吴淞对面，黄浦右岸旧炮台划一直线至宝山角起，直至上海县城为止，包括上海至吴淞口黄浦江之全段。随即巴富尔与宫慕久始就上海居留地问题进行谈判。
英国人选择上海县城北边的这块土地作为开埠区域，有其深意，濒江近海，空间开阔，内可扼上海县城，外能引重洋巨舰。然而，从传统土地经济角度来审视，这片土地与上海西部相比，农业条件相对差些，其滩地也无太大的农耕价值。因此，圈出这样一块土地作为“华洋分居”的居留地，在清朝官员的眼里没有多大障碍。在酌议居留地形式问题时，中英双方的交涉却颇费周折。巴尔福提出卖绝土地，这为中国法律所不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王臣”，这一观念在中国士民中根深蒂固，尽管在我们的传统土地关系中已分解出多种权利，诸如田底权与田面权的分离，等等，但从法理上说，全国土地名义上都是属于皇帝的，如果把这些土地卖给外人，皇帝岂不是丧失了这部分产业？所以，作为“夷人”的英国人一提出要买绝土地，即遭到上海道台的断然拒绝。后巴富尔请英国政府出面，向中国当局要求买下整块土地，也因条约上无此项规定而搁浅。几经商讨，后同意采取折衷的办法 ―― 租地。为什么选用租地形式，其谈判具体细节不甚清楚。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传统的公私法观念向来模糊，私法上的所有权与公法上的主权常常混而为一，如果把中国的土地卖给外国人，即不能在该地上行使主权，而采用租赁一法，便可作圆通。
从1843年起，围绕租地边界、租地手续以及外侨应遵守事宜等问题，巴富尔与宫慕久屡次磋商，谈判也时断时续。与此同时，英国商人、传教士乃至领事官员一直在与黄浦滩上的业主直接接触，私下达成土地转让协议，并订立了一批租地议单。如宝顺洋行的颠地·兰士禄于1844年4月在上海县二十五保三图必字圩向业主奚尚德等人租地13亩8分9厘4毫。而后，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融和洋行等也陆续向中国业主租地。当时所立的那些租地议单，实际上就是明清时期江南一带民间的租地契约。
大约二年过去了，谈判也终于有了结果。双方商议，准允在一特定范围内，将土地租于外人。1845年11月29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宫慕久以
道台名义发布一项告示，这个告示就是他与巴富尔“依约商妥”的《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习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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