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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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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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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思勰之父。查天符仕宋，未详何年?出仕年龄，又未悉几何?姑从中间偏低限度估计：假定他出仕于宋的中后期即元嘉末年(公元452)，时年三十岁。其子敬伯的出生也假定在是年。那么，由是年算起，下距《齐民要术》脱稿时，至少逾九十二年或者更多。从这方面推断，敬伯、思勰似不可能是一人，此其二。退一步说，果此敬伯就是思勰，则当他写到第三篇提及与刘仁之对话时，已臻八九十岁高龄，依常理决不会以“老成懿德”称刘氏，此其三。又按：前人碑刻。无论碑主或其亲属，均以署“名”为原则，此碑所署的“瑾”及“敬伯”、“天符”。都是“名”，不是“字”。果尔，则敬伯显非思勰的字了，此其四。又，思勰既与思伯有同族关系，思伯是他的族兄，则思勰取字，例不应袭用兄名——“伯”字，此其五。凡此种种．有理由说明了贾敬伯即贾思勰一说是附会。不足凭信。
四、本书的内容观点问题
对本书评价，历来有两种不同看法：出生于距《齐民要术》成书后不久的科学家孙思邈(公元581—682)、李淳风(公元602—670)都颇重视它，孙氏撰《齐人(民)月令》(《崇文总目》)、李氏撰《衍齐人(民)要术》(《唐书·艺文志》)虽都已失传，其内容可能是重点依据此书而有所增改或阐释。后来，周世宗(公元954--959在位)时，窦俨建议把这书和《四时纂要》、《韦氏月录》等书中“关于田蚕园囿之事，集为一卷”(《宋史．窦仪传》附)；宋天禧四年(1020)利州转运使李防建议把此书“校勘镂版”(《玉海》卷178)。继此，历代都有一些思想较进步的人物，相当重视此书。我国哲学史上称为“唯物思想家之一”的王廷相(1474—1544)就曾表彰本书为一项“惠民之政”．是“训农裕国之术”，还专为此书写一“后序”。但另一方面，一些重虚文、轻实学的儒生，“不屑明农”，“以躬稼非学人之事，治生为大雅所讥，率鄙弃其书而弗重”④，鄙为“迂腐不适用”(陈旉《农书序》)，“伧父覆瓿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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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赵明诚《金石录》。
② 志文见端方《匋斋藏石记》。
③ 陈直《古籍述闻》(《文史》1963年第三辑)。按：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亦曾以此说来函见询，当时我适因公较长期地他往，未及函复。最近他在《后魏の贾思勰齐民要术の研究》一文中，也提及这一疑问。这里附注管见代答。并向天野先生道歉!
④ 栾调甫《<齐民要术>版本考》。
(纸)”，“南朔(北)今古非宜”(沈士龙《书齐民要术后》)。从而“不为世重，而其书之传也亦不绝如缕”①。这两种迥殊看法，是历史上对待科学技术遗产的两种态度，也是唯物与唯心的两种观点，都是长期在矛盾着、斗争着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③。我们面对这珍贵历史遗产之一的《齐民要术》，看来，任务是在等待我们进一步去做。
这里，试先从初步总结到的有关本书所反映的一些观点问题作简括探讨：
(1)唯物观：本书著者继承前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其中较显著的。如：A．强调人定胜天，针对历来一些“错(放弃)人而思天”的说法。在本书自序中，突出宣扬前人“力能胜贫”、“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而雨粟也，盖言用之以节”以至“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堀为耕稼之坊”，“斥卤播嘉谷”、“关中无饥年”等等靠人不靠天的思想。在本书中，他还提出抗寒防霜、抗旱保泽、备荒保岁以至辟土、垦草、灌田、烤田、美田……等“人必事焉”、“人必加功焉”一系列措施，充分体现战天斗地精神。B．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拘而多忌”的迷信和脱离实际的空想。他在引用一些涉及阴阳五行说法的古书时，指出它“拘而多忌”，认为“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从之”，“凡种五谷”，不必考虑什么“忌日”，只要按实际情况。“以时及泽为上策”。他还引用前人“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织而喜缝裳，无其事而求其功，难矣”的话，说明脱离“事”(实际)而唯心地“欲”什么，“喜”什么，必然是“难”。他注意到黍的生长规律，主张黍要密植，不轻信书，对著名的《氾胜之书》也提出疑问，认为“氾氏云：‘欲疏于禾’，其义未闻”。他又根据“山中杂木”习性，批驳郑玄《周礼注》提到伐木期要视“山南山北”而异的话，称其不符事实， “郑君之说又无取”。类似这种精神，书中反映不一而足。C．强调客观规律，反对“任情返(反)道”的主观主义。坚持要“顺天时，量地利”，认为循(顺、量)着这种规律做，就可“用力少而成功多”；反之，任主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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