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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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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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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上》。
⑦ 《论语．卫灵公》。
屑明。所谓“士大夫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①，从来就如此。反之，有些人却坚持生产观点，推行重农政策。战国时代齐人记述他们的先辈管仲言论，列举他提到的一系列有关农业的政策，技术以至农业教育。对这些方面，《管子》书中，屡见不鲜。它强调“富国必粟生于农”，“圣王(必)敬农戚农”(重农爱农)，主张对农业生产，要“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小匡篇》)等等。本书著者祖述这些思想，书中除部分引及《管子》外，还历引前代李悝、商鞅、晁错、仲长统等一些有关的言行以至赵过，崔寔教民耕织史实，基本反映了他写书的生产观。此外，据他自述本书编写指趣，一方面申明“舍本逐末(弃农而就非农)，贤哲所非”，故“阙而不录”；另方面对有关农事的“资生之业”，却“丁宁周至”，“每事指斥”。“靡不毕书”。且视之作“齐民(平民)”的“要术”，以此为本书命名。这同样体现出著者对这一“决定性生产部门”的重视程度。
(6)历史观：“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总是不断发展的”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后胜于前”的历史观点，它与一些“信古”、“复古”，坚持“率由旧章”的守旧思想，根本对立。本书同样贯串这种精神，肯定历史车轮是不断前进的，是后胜于前的。首先在“自序”里，就提出“赵过始为(推广)牛耕，实胜耒耜之利；蔡伦立意造(改良)纸，岂方(比)缣牍之烦”的说法，肯定事物要不断前进。书中所述，不胜枚举，如：《耕田篇》中种植和施用绿肥方法；《收种篇》中选种、藏种，特别是种子田及其一套保纯育种技术．(包括一些有关的理论)；栽培作物各篇中倒茬、轮作，种子试验和预措以至对植物自然授粉的现象和作用；栽培果木各篇中嫁接、防寒、伐木、木材处理、果品加工；《养羊篇》中育羔、积茭以至对传梁病畜的甄别、预防、医治；酿造各篇中对微生物(种曲)培养的温度测定(用人的体温、腋温作标准)等等，都从劳动人民“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其中不少是“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是中国以至世界上最早或较早的科学技术知识。本书著者之所以相当敏感地、及时地、突出地注意到这些革新性成就，包括一些革新性的苗头，显然是跟他反守旧的历史观分不开的。
尽管这里述及的观点，表达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可能提得也不恰当。同时，本书所体现的这些观点，本身还有不彻底、不一致、有矛盾、有缺点，与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唯物、辩证、实践、劳动、生产、历史等方面观点，不但差距大，本质上也截然不相同。可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③。从总的方面说，通过初步分析，可以相信，本书观点基本是站在广大人民利益立场，运用他“丁宁周至”文笔，对当时以至后代的作为“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一一农业，包括由生产决定的农业科学技术，显然有其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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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旉《农书序》。
② 周恩来1964年12月《政府工作报告》。
③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1956．11。 五、本书的附注问题
现存本书各种刻本或钞本，都附有双行小字注文，或夹在正文间，或冠于每篇前。据统计，注文字数达四万余，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其中部分内容，看来，非常重要，有些相当于正文，有些关键所在，比正文还更重要。但历来对此，往往视为正文的“附庸”，不甚措意。对注文的注者为谁?长期弄不清。或认为非著者自注而是宋代孙氏(佚名)注(《四库总目提要》、《郑堂读书记》、《四部丛刊书录》)；或认为似是著者自注，但仍属存疑(董谷《碧里杂存．论斛》)；或认为确是著者自注而非宋代孙氏注”。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今按：著者自序，既未明言作注，原注又不题注者姓名，古代簿录亦无可根据，要探讨谁是注者的话，看来，只有从全书注文，先作系统分析，才可能得到较可靠的推论。
为此，把全书注文，大体区为四种类型：
(1)第一类型属于训诂性质，专释音义，或释字音，或释字义。前者主要是释正文孵音，如：《耕田篇》 “*[罃+刂]”字下注“乌更反”，“楱”字下注“俎候反”；《种谷篇》“菩”字下注“音倍”、“音勃”；“隤”字下注“音颓”等。此外，也有释注文的字音，如：《种谷篇》注文“岘”字下注“奴见反”、“镞”字下注“初角反”；《种瓜篇》注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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