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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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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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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弟子,也都没有真正实践“为史学而史学”的宗旨。兰克的弟子们形成的“普鲁士学派”,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为普鲁士的独立建国,摇旗呐喊,不遗余力。 ———————————————————— ① 有关清代学术中考据与义理的复杂关系,可见佘英时之《论戴震与幸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年版)和赵固之《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1999年版)。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过分推崇科学史学,贬低传统的道德史学,就容易忽视考据学之外的传统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因而也就无法全面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譬如中国的儒家史学,向来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但另一方面,儒家史学又强调历史写作,必须经世,并鉴往知来。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历史认识论上的辩证统一的问题,其包含的内容,或许比将主观与客观严格区分的现代主义、亦即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更有探讨的价值①。通过讨论后现代主义,我们也许能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种不同的认识。甚至,后现代主义将历史研究,视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这一观念的实践也能在清代史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赵翼的著作,既是对前人史学著作的一种考证,更是他借题发挥、展开史学评论的场所。在这些评论中,赵翼以前人的文本为基础,但又不拘束于其内,而是能自由出人其中,以构成自己的文本,提出自己对历史与史学的看法②。自然,赵翼的作法,也并非史无前例,而且也不是后继无人。在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中,就已经可以找到不少先例。而当代学问大师钱钟书的《管锥编》等著作,也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作了提炼和升华。 —————————————————— ① 参见Q. Edward Wang," Objectivity, Truth, and Hermeneutics : Re - reading the Chunqiu" ,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adture,ed.Ching—i Tu.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kshers,2000.第155—172页。 ② 王睛佳:《后现代主义与经典诠释》,《国立中央大学人文学报》(台北),第20卷第20、21期合刊(2000).第315—340页.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后现代主义对于我们总结传统的遗产、开发传统的资源,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产物,其产生与特征都有其特殊的场景与条件。我们不必认为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往前走得更远一点,这些场景和条件就也会在中国出现。其实。这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想法。因为即使在现代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特征,也多种多样,并非划一不变,而是有一种“多元现代性”(multiple—modernity)的现象。将来中国经过现代化的努力,也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但事实上也不会重复现代西方所走过的道路。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西方,因此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模仿,以求赶上先进的西方文化的想法。显然仍然无法摆脱现代主义的思想束缚。同样,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化成功以后的产物,而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因此不必研究和讨论后现代主义,其实也陷入了同样的观念藩篱。如果我们能真正从这些观念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也许就能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演变轨迹、观念模式及其发展前景,有一种深入的体认与合理的预测。同时,我们也会对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及其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有一种更为真切的了解。这是本文的目的,也是笔者的期望。 [参考文献] [ 1 ]Joseph M. Levine,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 History and Literatu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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