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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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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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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天国”观念有思想上的渊源关系；而他们对历史进步的过程的描绘，也像基督教思想家一样，视其为一个一线发展的统一过程，亦即认为所有的人类历史，都会百川归海，走到一起来[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历史观念，与18和19世纪历史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契合之处。随着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形式，也走向全世界，古老的美洲文明和东亚的日本与中国文明，都相继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较量中受挫，而同样古老且又四分五裂的非洲，更是无法阻止西方的入侵。于是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西方史家开始认为现代的西方不仅胜于古代的西方，而且还远胜于世界上的其它文明，因此，现代化也就自然成了世界历史演进的大趋势。现代主义思维，于是也就高歌猛进，一路凯旋。
现代主义是一个内容复杂的文化现象，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艺术、建筑到文学、思想和衣着．都有表现。就它的形成来看，主要指的是一种标新立异的企图，希求突破以往传统的束缚。中文里面将英文的“现代moddrn”，曾音译成“摩登”，而在现代中文里，“摩登”便有标新立异的意思。就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而言．我们或许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众所周知，黑格尔不但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一线发展、演化的过程，而且还指出了演化的动因及其最后由西方统帅全球的趋势。第二是黑格尔的德国同胞兰克。兰克不满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抽象概括，认为史家的任务，应该是将这一世界历史的趋势，加以仔细描绘。但是，像黑格尔一样，兰克并不怀疑这一世界历史的趋势，他甚至可能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黑格尔为此大费笔墨，似乎没有什么必要。而兰克自己想做的仅是“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已。
其实，在这一著名的声明的背后，隐藏了兰克的现代主义政治理念。这一理念表现在三个方面：历史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兰克强调“如实直书”，其实是为了将古代与近代的史学，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他说近代的史家，应以“如实直书”为目的，就是批判以往的道德史学，而给予近代史学一个新的出发点。在历史研究的对象方面，虽然兰克不像启蒙思想家那样，将古代视为一钱不值，但他还是认为，现代胜于古代。而这一优胜的原因，在他看来，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于是他的著作，大都以此为题，研究和叙述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民族兴旺史。在史学方法上，兰克强调原始、档案史料的运用以及对史料的审查和批判，以此来达到忠实地再现过去的目的。为此，他在柏林大学开办“研讨班”(Seminar)，与学生们一起，就史料的真伪、价值和意义加以讨论。这一做法，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与助手们一道做科学实验有相似之处。于是，兰克史学便成为了“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的象征。而其结果是，兰克的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及其对他史学观念和实践的影响，则为他的追随者所忽视了[4]。
在二战以前，也曾有人对兰克史学的“科学性”加以质疑。如30年代美国史家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贝克尔(Carl Becker)，就指出兰克并无法保证其史学的“客观性”；比尔德甚至嘲笑兰克的“如实直书”，只是“那个高尚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而已[5]。但是，他们并不怀疑兰克史学对世界历史趋向的勾画。换言之，他们也像19世纪的兰克一样，认为现代西方的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演化的总体趋势。当然，对于这一世界历史的趋势，在19世纪末已经有尼采等人对此表示了怀疑，对西方人的盲目自信提出了警告。但这些怀疑和警告真正得到认真的对待，则要到二战以后。
二战以后出现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便明确表明，西方并无法一统天下；西方历史的方向，并不一定是世界历史的方向。于是，一些现实感强的西方史家，如英国的巴勒克劳夫(Geoffrey Barra- clough)，就写作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指出兰克史学的历史观念，已经有点落伍和过时了①。以后巴勒克劳夫在主编《历史学的主要趋势》(Main Trends in History)(1979)时，继续想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在《历史学的主要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之外、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史学成就。该书也涉及了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史学的发展(该书由杨豫译成中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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