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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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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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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为中心，因为自16世纪以来，西方的确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而为了探讨西方崛起的原因，史家还必须追溯到过去，因此在研究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也无法不把西方看作中心。西方在现代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其民族国家的形成领先于其它地区，这也是兰克史学的一个结论，因此历史研究便以民族史为主。而就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而言，又以认定一个中心为主。于是该民族中的多数族裔的演变便成为史家写作民族史的主要脉络，而该民族的少数族裔的历史与文化则常常被忽略不计，甚至被视为对立的“它者”来对待。同样，因为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大部分时间里，男性常常扮演了主导的角色，因此历史研究便自然以男性为主，而将女性视为陪衬点缀或者无关紧要的“它者”。而就男性活动来说，又主要以一些精英人士为重要，因此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无论是政治史、外交史还是思想史，都以精英人士的活动为对象，而视一般的民众为简单的听众或者盲目的跟从者，因而忽略、漠视后者的历史作用。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则与上述的作法正好相反。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法国著名的历史思想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其研究就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对福科来说，由于现代史学的定式化，“历史”、特别是“大写的历史”(History)，已经自然包含了一线进化、因果相连的意思，但真正的历史活动并非如此j因此必须避免使用。他建议用“考古学”(Archacolo- gy)矿系谱学”(Genealogy)来代替，因为前者能显示出历史研究的偶然性,因为在考古发掘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现什么东西，并无法掌握，所以史家根本就不必将本来偶然的东西，硬把它们串联起来，并还做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叙述。而“系谱学”的用处在于，它与历史学从过去到现在的研究脉络相反，是从现在回溯到过去，为的是寻找祖宗的发源。而且，系谱的形成，与“大写的历史”不同，不能“中心化”和“精英化”，因为你有什么祖宗，完全不由你掌握。再就福科研究的兴趣而言，他所注意的课题都是一般专业史家所忽略的。譬如他的《疯狂与文明》一书，不但以疯狂为研究对象，而且还指出犯精神病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更少理性。事实上，福科认为，那些自认为清醒的人，将精神病人关人医院、隔离人世，本身就不是一种理性、人道的行为。这里，福科非但以作为“它者”的精神病人为研究的对象，而且还挑战了“它者”和自身、边缘与中心的界限。在福科看来，这一界限本来就是人为的。更重要的是，划出这条界限，并不代表社会的进步、医学的发达和理性的普及，相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则表现为一种退步、甚至野蛮的行为。为了证明这一退步，亦即知识的进展并没有促进人类活动的进步这一现象，福科又出版了《性史》，指出对性这一人类基本活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其结果只是将一种所谓理性的、现代的性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因此反而妨碍了人类活动的自由。总之，在福科看来，现代社会所信奉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应该译成“知识就是权力”(事实上在英文中，“力量”和“权力”用的是同一个词—power)。换言之，知识是一个优势团体压制其它弱势团体的一种方式。如果从现代历史的发展而言，现代西方所形成的话语系统，也成了西方在思想界、文化界主导、影响、甚至统治非西方地区的手段。
虽然福科常常不被认为是专业的史家，但福科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界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从当代著名史家的一些作品来看，福科所提倡的对“它者”和弱势团体的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重视。事实上，在福科发表他的作品的60年代，西方史学界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其标志为社会史的兴起，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精英，而是一般的民众。即使是研究个人．也不再是著名的个人，而常常是一些“小人物”的生活。如美国的达顿(Robert Darnton)，以写作《猫的大屠杀》(The Great Cat Massacre)出名，其主题是有关一批学徒将他们主人家养的猫杀死的事件。另一位北美的史家戴维斯(Natalie Davis)，则写了《马丁·基尔回乡记》(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讲述的是一位退伍的兵士，假冒身份，到一村庄行骗的故事。他们用这些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的事件，来探讨历史上的阶级关系、两性关系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心理活动，而意大利的史家金兹葆(Carlo Ginzburg)，在《奶酪和蛀虫》(The&nbs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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