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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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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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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eese and the Worms)一书中，则细致地重构了一个磨坊主的文化生活，一方面展现当时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另一方面披露现代科学知识在下层社会的普及过程[7]。
如果下层的小人物代表了一个弱势团体，那么妇女则更是历史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一个弱势团体。虽然妇女其实占了整个人口的一半。二战之后开始的妇女史研究，既与历史研究者队伍中妇女人数的增加有关，更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潮流相连。在妇女史研究的初期，其研究者主要还是采用“精英式”的研究态度，以发掘、研究妇女中的精英人物为目的，力图显示妇女并不弱于男子。但很快妇女史的研究便开始发展出特殊的研究角度，并由此而挑战以前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观念。譬如美国的凯莉(Joan Kelly)，就从妇女地位的角度，质疑文艺复兴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她指出就妇女地位来看，文艺复兴时期反而比中世纪晚期退步，因为在中世纪时期，妇女还有一定的经济权，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权益则渐渐被男子所侵袭了。司各特的结论很显然，从男性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也许是划时代的，但从妇女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并没有什么划时代意义可言[8]。
以上的讨论，主要牵涉历史研究的对象，亦即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写的历史”的冲击。如果单就这一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在西方可以说是蔚为风潮，只要稍微看一下西方国家历史研究的杂志所发表论文的题目，就能看出这一演变趋势。19世纪史家所关心的课题，大都是各种精英人物，特别是各个民族国家的开国元勋、扭转危局的军事家和折冲樽俎的外交家。但在二战以后，这些人物已经渐渐不为专业史家所重视。即使是研究外交史，也十分注重文化传统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而不是专重个别杰出的外交家。日裔美国著名外交史家人江沼，就以提倡用文化史的取径研究外交史而闻名。美国著名学者，也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人物亨廷敦(Samuel Huntingtun)，也主张重视文明、文化传统对现今和未来世界局势的影响．因而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重要理论。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冲击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由于这一冲击．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因此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上面提到的几位历史学家(福科除外)，虽然其研究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就他们个人而言，都没有也不愿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论。金兹葆甚至还激烈地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否定历史真实的态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9]。他还在史学界展开的有关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简称“屠犹”)的争论中，批判了怀特(Hayden White)的观点。其实怀特虽然被视为美国史学界提倡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先驱，但他在私下，也对“后现代主义者”这一称谓有所警惕，而愿意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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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history and Theory : Contemporary Readings , eds. Brian Fay, 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 Van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第237-239页。怀特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则由Georg Iggers所告知，特此致谢。
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有哪些主要特征呢?我们还必须从其与现代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关系谈起。事实上，怀特对“后现代主义”这一称谓的警惕，也不无原因，因为现在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其渊源出自对现代主义认识论的修正。现代主义的认识理论，以实证主义的观念为基础，其前提是主、客观之间的区分，前者是对后者的认识或者反映．如果没有这一严格的区分，则认识这一过程无法开展。但在战后，特别是在美国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3)出版以来，就开始了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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