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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个所谓“话语的转折”(discursive turn)。这一转折的结果,是将以前事实与理论、分析与综合、描述与解释、事实与价值、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做了根本的模糊处理,不再将这一界限视为天经地义的了[10]。譬如库恩对科学革命发生的描述,视为从一个“话语”到另一个“话语”的转折,即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转折。换言之,根据库思的观点,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并不完全从事实或材料出发,然后归纳、总结出某种结论。相反,他们的科学研究,其实是针对一个已经形成的先行观念,亦即库恩所谓的“范式”(或者是牛顿的、或者是爱因斯坦的),加以修正、补充或者(如果可能),加以推翻。
 
库恩的理论,对历史学界影响殊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库恩所处理的课题,是现代科学的演变发展,而现代科学对于现代史学,几乎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榜样作用。如果科学研究尚有某种“先验”的前提,那么历史研究则更无法摆脱理论和观念的束缚了。其次,由于对“话语”的重视,使得历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对历史认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科学史的研究相比,一般历史研究中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似乎更为复杂。在科学研究中,即使按照库恩的说法,也只有两个“范式”,但若要寻找历史研究中的“范式”,则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丰富多样。换句话说,如果承认历史研究中存在一种“范式”,那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历史学家可以从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写作风格和语言结构等多种方面来探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因素。事实上,历史学家对于科学史学、客观史学,本来就不具很大的信心。他们无法无视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对其论著所产生的影响。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似乎更加彻底,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所关注的,不是宗教和政治等显而易见的因素,而是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结构等并不明显的问题。通过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这些问题对历史研究的负面影响便彰显出来了,以致使得不少历史学家无法完全接受这一新的历史认识论。
 
易言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不但有“话语的转折”,还有一个“语言学的转折”(linguistic turn)。这一语言学的转折,主要是指语言在人们认识过程中的限制和作用。在现代主义的认识论看来,客观事实通过感官的观察,进人人们的头脑,经过思维,人们又通过语言加以表述。在这一过程中,头脑的思维是一种加工的过程;一旦思维形成,则可以通过语言直接无误地表述出来。但经过语言学的转折,人们开始看到语言本身并不透明,而是有其自身的结构,因此在运用语言表述的时候,思维的成果不但会有表述上的限制,而且还会反过来影响思维的过程。于是,德里达就指出,现代文化的理性主义,其前提是一种普遍主义,亦即承认理性的普遍性。而这一理性的普遍性,必须通过语言的转达才能实现。一旦语言无法转达无误,那么这一理性主义的普遍性,也就十分让人怀疑了。这也即是说,如果现代西方的“理性”这一概念,无法通过语言的表述和转译让其它地区的人们理解并对此有同样的认识。那么这一“理性”,也就不存在什么普遍性了。德里达指出,即使通过口头表述,都无法达到完全的沟通,更何况诉诸文字了。他也因此而对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做了彻底的解构,认为主观与客观、作者与读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为思维一旦转手于语言,便变得模糊不清了。
 
与德里达相比,怀特所注意的是历史写作中语言运用的问题,因此更注重文字风格、修辞形式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在怀特于1973年出版的名著《元史学》(Metahistory)中,他选择了马克思、黑格尔等四位历史思想家和兰克、布克哈特等四位历史学家,分别把他们的著作从文字风格上,做了细致的分析.怀特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人的主观意图及其对历史思想、历史写作的影响,而是他们在运用语言写作时,如何受到修辞风格的限制而凸显出其著作的特殊风格。换言之,怀特所注意的是比一般人更为深一层的东西,不仅是政治、宗教等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怀特认为,即使历史学家能摆脱这些常见的主观因素的干扰,他们还是会受到另一种主观的、甚至先验的因素的干扰,那就是语言风格和修辞形式。因为历史写作必须诉诸语言来写作,并采取叙述的形式,而所谓叙述,就是讲故事。而故事就有情节,于是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会设置、安排情节(emplotment)。至于设置什么样的情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尾、牵涉多少人物)、讲什么样的故事(喜剧的、悲剧的、讽刺剧的等),则与历史学家的爱好、性情、人格等因素有关。如怀特认为,布克哈特讲的是悲剧性的故事,而兰克则讲的是提喻式的故事。如此,怀特便指出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没有根本的差别,因为两者都必须设置情节。而一旦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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