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法国地理学与德国地理学就形成了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法国的维达尔学派与德国的拉采尔学派交相辉映。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地理学界没有在是否应该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支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而一贯主张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另外，法国地理学区别于德国地理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反对德国学者拉采尔的地理决定论，而主张地理或然论。维达尔学派认为，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并不会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人地关系中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他们更倾向于强调“由于不同文化和个人决定所产生的人地关系中的不肯定因子”，认为“自然并不决定人应该做什么，但决定一些有限定的可能途径，人可从中选择”②。

年鉴学派对自然地理条件等结构因素的重视，与法国地理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勒高夫提到，年鉴学派从其他学科受益良多，“其他社会科学，首先是指地理学”③。他承认，法国的地理学对“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有过很大影响”④。

吕西安·费弗尔多次倡导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结合。1922年，应法国新史学的先驱——贝尔之邀，他撰写出版了《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该书成为沟通历史学与地理学的桥梁⑤。布洛赫在《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一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当地的自然环境。1949年，布罗代尔出版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该书分为3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环境的作用”，该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⑥。到年鉴学派第三代那里，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尝试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并带动了对疾病医疗史、体质史、灾害史、气候史、性史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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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三联书店(香港)1988年版，第5页。

②  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7页。

③  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3页。

④  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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