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还表现在《年鉴》杂志1974年的“历史与环境”专刊,探讨的内容涉及气候、瘟疫、地震、灌溉等方面,篇幅达到100多页(第537—647页)。拉杜里为该专刊撰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他指出,“环境史把历史编撰学中最古老和最时新的话题结合到了一起。瘟疫和气候变化,是人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一系列自然灾难,或是出于缺乏远见,或是由于人类将其妄想强加于自然身上而造成的;人口激增和工业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掠夺,都导致了自然破坏;城市垃圾和工业废物引起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又会使城区出现交通堵塞和噪音。”拉杜里认为,对这些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的历史探讨,绝不是转瞬即逝的风尚,而是通向生态史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尽管该专号在法国历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应该看到的是,“专号中的文章大都是外国学者写的,而且作者大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些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这些文章肯定没有让法国史学界扫兴,但也不能就此断言法国历史学从此就完全被环境问题裹挟而去了”②。在该专号推出之后直到现在:《年鉴》杂志并没有继续推出关于环境问题的专刊。不仅如此,《年鉴》杂志关于环境问题的文章在数量上并没有什么增加。据麦克尼尔统计,《年鉴》杂志在1974年以后,“几乎没有再发表过可称为环境史的文章。1989—1998年间只发表过4篇,此后就连1篇都没有了”③。
法国环境史学家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认为,把年鉴学派看作是环境史的先驱是值得商榷的。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他说:“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年鉴学派从事的是环境史研究。尽管在1974年以前,他们从未采用这一术语,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术语,然而他们的方法对环境史学家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④所以我们也不可夸大年鉴学派对美国环境史学的影响和美国环境史学对法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法国历史学界大多不用“环境”(Environment)一词,而用“境地”一词。直到现在,法国自称为环境史学家的学者和加入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历史学者的人数都还非常有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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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 291—292.
② 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高毅、高暖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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