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西周的土地可以转让，是否可以认为“田里不鬻”的原则对于西周就不适用了呢?我们认为还是适用的。土地可以转让，表示土地已经开始私有化，但这与土地买卖并不是一回事情。裘卫诸器和《格伯簋》所反映的土地交换，还带有互相馈赠的性质，并非商业行为的土地交易。《左传》襄公四年记魏绛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晋国用货物交换诸戎的土地，并不是一种土地买卖。裘卫诸器的“贮(贾)田”，与晋国的“贾土”可以说有些类似。《卫盉》和《五祀卫鼎》的土地交换都是在执政大臣的干预下完成的，邦君厉本来打算“贮五田”，而井伯等大臣只许他转让裘卫四田，这也说明，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这种古老传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春秋时代，大小贵族的私田急剧增加，他们之间互相争夺田邑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左传》中有不少“取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的记载。“室”作为家庭财产的代称，包括田邑、财货、器用、牲畜和奴隶。而田邑一项，除了分封的采邑之外，也包括一部分私田。《管子·问篇》有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可见贵族官吏开辟私田以益家邑，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自行垦辟的私田，最初不用承担贡赋的义务，所以有的公室就在整顿田界的借口下想方设法予以没收。《左传》襄公十年载，郑国“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司氏等人所丧的土田，当即是釆邑之外的私田。但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趋势毕竟是不可抗拒的，奴隶主公室终于不得不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而实行履亩征税。春秋战国之际各国所实行的赋税改革，其涉及的范围并不限于公社农民的份地，也包括采邑主的土田在内。

    春秋末年，还出现了不同于采邑的另一种赏田。《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伐范氏、中行氏，誓师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里所说的“士田十万”，已经不是以井田经界的“田×田”为单位计算，也不再具有禄田的性质，它为战国时代的军功赏田开了先河。《战国策·魏策》说，公叔痤为魏将有功，魏王赏之田百四十万。由于他的奏请，魏王又“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宁、爨襄田各十万”。这种军功赏田制度不仅使有些贵族增加了大量私有土地，也为一些平民提供了获得土地的有利机会。《荀子·议兵篇》说，魏国的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商君书·境内篇》载，秦国士兵“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这些有军功的士兵，其占有土地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当时一般农民的授田数额。

有的学者根据《韩非子·诡使篇》所说的：“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认为军功赏田在战士身死之后，要由国家收回。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能成立。韩非所说的情况，可能是指有些阵亡战士的田宅被人侵夺，而并非指军功赏田在战士身死之后要收回。因为一般授田农民的田宅尚可由子孙继承，而有军功的战士身死之后田宅却要收回，以至于无宅容身，这是很难说得通的。这与军功赏田制度用意在于使“富贵之门必出于兵”[56]的精神也是相违背的。云梦秦简《军爵律》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其已拜，赐未受而死及法耐迁者，予赐。”这项法令明确告诉我们，从军有功应授爵和得到赏赐的将士，如已经拜爵但还没有来得及赏赐而身死者，仍应给予赏赐。可见所谓将士身死之后军功赏田要由国家收回的说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