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秦简发现以后，有的学者根据《田律》和《魏户律》有关授田的记载，认为秦代土地仍属国家所有而尚未成为私有财产。我们认为这种意见只看到了授田制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历史变化。秦简《法律答问》规定：“盗徙封，赎耐。”封指田界。秦律禁止私自移动田界，违犯者要判处赎耐的刑罚，可见农民的份地受到国家的严格保护，不许他人随意侵犯。《法律答问》还规定，农民占有的土地，只要向国家承担缴纳赋税的义务，国家就承认它是“民田”。这些规定表明，战国时期的授田制比起爰田制来，私有化过程又前进了一步。《商君书·徕民》建议招徕三晋之民垦荒，“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说明秦国授田农民的土地是可以世代相传的，否则国家规定其三世可享受免除赋役的优待也就没有意义了。值得注意的是，秦简抄录的《魏户律》规定：“自今以来，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不许商贾、旅店主人和赘婿立户，也就是剥夺了他们受田的权利。但是西汉的贾谊曾经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⑩既然赘婿不能受田，为什么许多贫苦农民的子弟还要出赘呢?可见秦国尽管实行授田制，但实际上国家并不能保证所有立户的农民都获得田宅，在这种情况下，贫苦农民的子弟就只好出赘了。

    《商君书·错法》说：“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贫富分化和兼并现象的产生，是土地私有化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赵襄子时，“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如果说这还只是房屋和园圃的买卖，那么后来赵括以“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⑩，则明显已发展到耕地的买卖。这种情况说明，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制已经相当发展。

    以上我们考察了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第一个途径：从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发展为个体农民的小土地私有制，这是一种劳动者的土地私有制。但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还有第二个途径，即由采邑和赐田转化的私有土地，这是非劳动者的土地私有制。

    马克思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的财产形态时曾经指出，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财产形态，本身可能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出来。在古代亚洲一些国家，国君作为“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的代表，常常表现为土地的最高所有者⑩。西周的财产形态，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是当时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但高踞于所有共同体之上的周天子，又是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周天子在王畿之外分封许多诸侯国，同时在王畿之内分封卿大夫采邑。诸侯在封国之内也同样分封卿大夫采邑。这种分封制的性质，在中国史学界长期有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它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等级结构，另外一些学者把它看成是一种原始的部落殖民制。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值得商榷。

    封国和采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⑩的国家，而后者则是带有禄田性质的贵族封邑。《左传》昭公七年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可见诸侯和周天子一样，都是拥有土地和人民的统治者。从西周到春秋，周天子和诸侯随意赏赐田邑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卿大夫对于采邑，原先只有占有权而不是所有权。《大簋》铭文记载，周王把越睽的采邑转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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