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些文明民族的历史来看，家长制家族公社再向前发展，便形成建立在地缘基础之上的农村公社，但中国商周时代，在家族公社并未解体的条件下，农村公社这种共同体也已经形成。这就是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邑、里和书社。《尚书·酒诰》说：“在昔殷先哲王……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酒。”《史颂簋》铭文也提到“里居、百生(姓)”。徐中舒教授曾指出：“这里的百姓，是指的氏族长，是统率家族公社的百姓的官长；里君，是统率村公社的‘方里而井’的君长。”⑨这个见解是很正确的。《尔雅·释言》：“里，邑也。”里和邑都是按地区来划分居民的基层组织。《逸周书．大聚》曾谈到武王克殷以后，为了巩固周族对殷人的统治，命周公“营邑制”：“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逸周书》虽是晚出之书，可能窜人了一些战国时代的材料，但周代的邑基本上是一种农村共同体的地域组织，当无问题。《周礼·地官》的《大司徒》和《遂人》分别记载了两种不同的地方行政系统。《大司徒》：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  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而《遂人》则是：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孙诒让正确指出，《大司徒》的乡党系统是六乡比伍之法，《遂人》的邻里系统是六遂比伍之制⑩。为什么乡遂的行政系统会有这样的区别呢?这是因为它们的居民共同体有所不同。六乡是国人居住的地区，他们是统治阶级，长期保存着宗法制度，家族公社尚未瓦解，因而乡党系统就带有明显的血缘组织的痕迹。六遂则是野人居住的地区，他们是被统治阶级，由于无宗法，家族公社已经被农村公社所代替，所以邻里系统是一种摆脱了血缘关系的地域组织。国野之间的这种区别和界限，是到战国时代才消失的．

    作为农村共同体的邑、里，规模有多大呢?  《周礼·遂人》说二十五家为一里；《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则一邑三十六家；《论语·公冶长》有“十室之邑”；《孟子·滕文公》说“乡田同井”，一井八家。大体说来，一邑或一里通常在八家至二三十家之间。这种农村共同体是一定的劳动力和一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因而常常被周天子和各级贵族用来作为赏赐、馈赠和交换的财产单位。如《大簋》铭文：“王令善(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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