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腹地关系问题是采用地区方法的深化。斯蒂尔特介绍美国学者的情况说，乔考布斯（Jocobs）用“城市（city）地区”这个词来说明乡村人口稠密的腹地和某些城区周围的工业和商业工作区域。在她看来，那些能产生城市地区的城市的特性是：这个城市具有一种充分不断地替换其多种重要职能的能力。她举波士顿为例，认为它造就了覆盖麻萨诸塞州东部绝大部分的城市地区，而这一地区又向新汉普夏南部和罗德岛全州扩展。〔24〕

　　城市和腹地相互依赖的理论也被马丁·卡兹曼有效地用来分析圣保罗。他认为，正是咖啡，使圣保罗的工业发展。1940年以后，工业人口的急剧上升，为各种农产品建立了广泛的新市场，这就刺激了周围的农业，使之更扩大、多样化和现代化。按照他的观点，圣保罗是几乎遍及所有巴西中南部腹地发展的引擎。〔25〕

　　赫斯特（J.B.Hirst）对澳大利亚的城市及农业腹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澳大利亚的人口和经济力量都在城市，主要城市占了殖民地人口的1／3到1／2，矿产、牧场和农业的所有者都住在城市，进出口商也居住在城市；投资通常是双向关系：城里的商人和专业人员投资于采矿和畜牧业；乡村的牧羊人和牧场主投资于银行业和城市财产业。他还研究了城市—地区的政治方面，从1870到1917年，遵照殖民地立法的代议制，权力重心在城市和乡村来回摆动。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城市始终控制着乡村、因为基于城市行政机构的官僚统治始终控制着教育、政策制定、救济和公共医疗。〔26〕

　　城市—腹地关系的研究也是美国城市史的推动力。罗伯塔、米勒（RobertaMiller）指出，美国城市—地区关系产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沿海经济向西部的扩张，地区的发展伴随着地区间的联系。她发现：第一，地区城市的发展是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三者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第二，地区间的交通改善对于以后地区经济形成有重要作用。第三，城市（Urban）的发展并不是对城区（city）和腹地的所有部分同样有利。〔27〕

　　总之，斯蒂尔特举了许多国家的实例，意在说明无论是以经济标准还是以文化标准划分，地区方法以及城市—腹地关系的研究都是各国至今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

　　从斯蒂尔特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点启发，这就是城市—地区理论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在“城市和它的腹地”这样的小标题下，斯蒂尔特列举了弗雷德·丹姆斯（FredDahms）对安大略省休伦（Huron）、布鲁斯（Bruce）和威灵顿（Wellington）三个县所进行的研究。说“丹姆斯虽然没有把这三个小的、偏远的社区置于任何特殊都市中心的氛围中，但他探讨了这三个县在总的城市化进程中变动着的功能。他的结论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些小地方也卷入了城市化进程，从最初的农业服务中心，发展到现在每个县都承担了一个到两个特殊的如旅游、批发或粮食加工等城市的职能。这说明，以前体现在大城市的那些城市因素，现在可以在分散的小城镇或村庄找到——这就是乡村城市化进程的产物。”〔28〕

　　在上文中，斯蒂尔特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城市化与城市—腹地理论的关系问题。但是，他列举的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也就是说，在城市史学发展到今天，许多国家都把全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时，地区方法是否还有效？笔者认为，斯蒂尔特的上述议论无疑间接地向人们示意，乡村的城市化仍然是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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