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川二郎所根据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以贡纳为主的征服者”，“征服者使被征服者氏族之旧日生产方式仍然继续，而单以获得贡物为满足”。他说：

我们看到贡纳制之存在与氏族制之保存，其间具有必然的关联，即只有氏族制度从而亦即种族内的同血统意识之保存，才能有效地制止异族向征服者的公社内渗入和同化，制止征服者公社成员问异族地方散住，因而使社会之发展不移向古典奴隶制，而移向种族奴隶制或贡纳制。

早川二郎认为这是东方古代的特殊性，东方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和雅典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相距甚远，却和斯巴达相近，所以他又说：

一般言之，贡纳制之成立，常有因此种制度之压力而使征服者共同体内社会对立不复表面化(并非使之不发展)的场合。例如在斯巴达方面，情形虽稍有不同，但国有奴隶制之发展，即曾使共同体内之贵族与自由民的抗争，最少未如雅典那样地表面化。

照上面所说，他又好象说“贡纳制”也是一般的，所以他引《资本论》“在文化之初期时代，作为相互对立的单位的，不是个人而是家族氏族”等来做证明。

主要的问题是：“贡纳制”是不是一种社会构成呢？他的答复是否定的。他说：

所谓“贡纳制”者，乃氏族制时代到奴隶所有者社会经济构成的过渡期。不待说，它并非若何独立的社会经济构成。在生产方式上议，这里只能看到共同体制与初期家內奴隶制之混合。此外别无可述。……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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