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须知道，在各个历史发展的阶段，都有着具体的历史路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对这样的不同路径作具体的分析。其实，我们在封建社会的发生过程中，同样可以看出各种路径，按照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路径，象佛兰克王国、东哥德和罗马的结合、撒克逊王国等，这其中的典型是佛兰克王国。所以，上面《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引文关于中世纪的历史是在以农村本身为历史的出发点的说明里面，特别注明了“日耳曼时代”。同样的，我们研究古代文明的发生，在“古典的古代”而外，也就不能不着眼于亚细亚的古代。
由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古典的”和“亚细亚的”位置序列可以随便前后安置，为什么“亚细亚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可以在古代“生产物的商品转化，扮演着从属角色”这一论题之下一并说明，又为什么在《反杜林论》里特别说明“从印度到爱尔兰”古代文明路径的不同。
(六)不论哪一个“古代”都有过渡阶段，却不是某一个古代代表过渡期。它们都是由于土地所有形态的转化，成为文明国家。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说的，古代东方国家的发生是采取了国家所有土地的路径，一开始便是大土地所有制，这不能不说是“早熟”。在土地国有制之下的技术条件，铁还没有出现便进行“千耦其耘”的劳动力使用制。换言之，在青铜器时代便进到文明社会，不但是早熟，而且在历史上也的确先行了一个时期。这并不是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别，种差和变种的区别，却是象《反杜林论》所指出的，一个多少着重在传习的力量(例如治水)，一个是分期变革的。前者是“东方的古代”，后者是“古典的古代”。后者在土地制度上由小生产再变化成为大生产的情况是这样：
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身处在社会外面的野蛮阶级，他们不但未曾脱离原始社会形态的粗野情形，而且还要忍受一切文明国家的痛苦和穷困。大土地所有制，则在农村(那是劳动力的自然能力所赖以收容的最后场所，在那里，它是当做国民生活力更新的准备基金贮藏着)把这种劳动力根本破坏。[17](按：《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中所说，这种破坏，后来便产生了作为农奴的过渡形态——隶农制。)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所支配的路径便不同了。《反杜林论》里说，东方的王侯也好，希腊的王公也好，都有他们由公共职能转化的理由，除了对外举争之外，便是公共职能由于传习更加独立起来，不过在希腊，王公土地所有的邑地是例外，不久便消灭，在东方却得到合法性的发展。为了明白这一传习的作用，我们再引《资本论》来作为参考：
在原始的未发达的状态下(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就是用这个状态作基础的)，传习必定有极重要的作用。又很明白，在这里和在其他各处一样，社会支配者的利害关系，要使现状当成法律，并由习惯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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