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土地不相容，他方面表现在血缘基础的社会和地域基础的社会不相容。从社会各家庭的分裂到个人成员间的分裂，从单纯种族间的分业到社会内部的分业，渐渐产生了城市和农村的第一次分裂。在希腊英雄时代和罗马王政时代，都有过这样的过渡期。这在《资本论》中曾说：“奴隶经济，不指家长式的奴隶经济，乃指后期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经济。”[4]家长式的经济，就是解体过程的最后阶段。所以，过渡期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共同阶段，不是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东西。《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说明得更详细。因此，把过渡期当作东方社会的特别路径，或者把它当作全体历史的代奉路径，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如果照前者说来，那末过渡期为什么在西方不显著呢？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却有很多的说明。如果照后者说来，那末为什么过渡期以东方为代表呢？但是事实上，它的特别路径却是西方所没有的。在著者看来，过渡期的说法，固然比“空白论”进步，但是实在讲来，还是一种神秘的假定，那就是说成什么都可以，同时说成什么也都不可以。没有法子，只好把它叫做过渡期，或者叫做“混合”吧!这里，便要求我们说明社会发展史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了。
著者研究的结果，与其说东方过渡期的特征比西方过渡期的特征更显著，毋宁说，相反地，西方有显明的过渡期的英雄时代和王政时代的前期社会，东方恰恰没有这个截然分异的过渡期。因为各个社会的路径不同，只有小土地所有形态才是奴隶社会支配的典型形态。马克思说：
这种自耕农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形态，当做支配的通例的形态，在“古典的古代”最繁荣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论》第3卷)[5]
“古典的古代”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路径，这古典的典型，严格讲来，只有希腊。所以说：“有发育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这种范畴者甚多；惟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
我们现在且不问谁是“早熟的小孩”，只就上面所指的各式文明“小孩”来说，不但没有谁是“过渡的”意思，反而明白地说是一种“范畴”。
据《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分析，古代西方文明的路径，有希腊式的、罗马式的、日耳曼式的三种，这里首先要知道的，后两种就是发育不良的，但是大体上三者都依照了相同的历史过程前进，都是首先经过氏族公社的农耕制(过渡)，然后转变成为“把土地分作各个小块”，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制度，最后，由于贵族和小生产者之间的斗争，在债权者对债务者的关系之下使小生产者没落，因而形成古典社会的大土地所有制。另外有别的路径，就是由公社分配给各家族，所谓“在公社或国家是土地所有者的那种东方国家里，土人的言语中，甚至没有‘土地所有者’这样的字。”(《反杜林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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