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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二)

时间:2009-7-24 13:50:39  来源:不详
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 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 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 ,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 商品 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 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 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 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新的城市化模式既使一些城镇迅速发展,又造成 城市结构失调,城乡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注: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4 期)。
3.明清市镇的兴衰及其原因

衡量明清市镇的兴衰,不外乎从市镇的数目、人口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市场的密度、开 市的频率、商品的流通、商税的征课、商人的活跃、专业化的分工、市镇的影响等方面入手 。大体上看,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清代乾隆道光年间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是明清市镇经济发 展的三个高峰期。傅衣凌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在17世纪前后约200多年间发展得最为迅 速(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许檀对明清农村集市作了粗线条的勾勒:嘉靖-万历年间,各省区虽发展程度不一, 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康熙-雍正年间集市数量较之明代已有所增长 ,不过除个别省区外增幅尚属有限;乾隆-道光年间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较清初有显著增长 , 其中直隶、山东增长率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 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新开发地区如东北三省的集市也在迅速 发展(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刘石吉对太平天国与江南市镇的兴衰消长作了专题研究,指出太平天国时江南各区 域的市镇经济结构特征更加深刻化与尖锐化,它对江南市镇发展的影响表现最突出的是长江 三角洲一带,即松江府属及上海近郊。同光年间以后,这里的"新生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 。因此,太平天国连续15年的战乱,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过程提供了推波助澜的效 果(注: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1978年7卷11期。)。据吴仁安的研究成果,上海地区城镇的发展状况,典型地映现了这三个高峰期(注: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 期)。

自然地理因素(尤其是水路交通条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明清市镇经济的 兴衰。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对明清市镇兴衰的原因展开了多侧面的系统分析。洪焕椿通过 分析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认为江南市镇兴起和商业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江南农 村经济走的是兼业化的道路(注:洪焕椿:《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和市镇经济的兴盛》,载洪氏《明清史偶存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吴量恺阐述了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指出正是 转运贸易使汉口镇得以崛起,也使沙市、宜昌等地成为湖北贸易重镇(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李华认为,清代湖 北农村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地方商人(主要是山陕帮等外省商人)的活跃,为湖北地区农村 市场的兴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注: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五》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张家炎强调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市镇发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认为该地区在农业全面开发之后,有大量米粮、棉布和少量棉花输出,吸引了 以徽商(贩米)、晋陕商(贩棉布)为主的外省商人和以武汉附近地区商人为主的省内商人参与 江汉平原与境外的商品交易活动,从而加速了江汉平原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促进了农村市 镇的繁荣(注: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 5年14卷4期。)。胡水凤在考察明清时期江西市镇时,充分肯定大庾岭商道的作用,指出这条繁 华的南北水路交通要道促进了赣江水运与沿岸商埠的开发,从而形成了南昌、九江、赣州、 樟树、河口、吴城、景德镇等著名市镇(注: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4期。)。赵冈认为,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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