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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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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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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至终并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即承认地主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尽管通过自发举行的抗租斗争，加之地主所收的租额受到某种限制，农民从中得到了一些实际经济利益，但革命并没有改变整个所有制，旧的生产关系仍被保存了下来。至于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小农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必然使太平天国放弃公有制的空想，转而承认现有的私有制和土地制度；由于战争的影响，重造赋册、粮册的工作很难进行，为了解决军队粮饷等问题，不得不维持原来的租佃关系；太平天国后期的地方政权中混入了大批地主阶级分子，公开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学者们同时指出，通过直接没收地主部分土地、厉行军事镇压、剥夺地主浮财、减低租额等手段，太平天国仍然打击和限制了地主（注：详参吴雁南《试论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历史研究》1958年2期；曹国祉《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及其赋税政策》（上篇）， 《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3期；龙盛运《关于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历史研究》1963 年6期。）。
太平天国曾在乡村基层政权普遍设立了乡官。关于乡官的阶级成分，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认为各地乡官在前后期大多由地主阶级分子担任，或认为劳动人民始终占据着多数（注：参见王天奖《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份》，《历史研究》1958年3期；董蔡时《太平天国的乡官多是地主分子吗？》，《江苏师院学报》1962年5期。）。 经过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前期各地乡官以劳动人民为主，后期乡官的成分则比较复杂，因时因地而异，并非整齐划一，反映了农民分散性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
上述对太平天国境内经济、政治状况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为日后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1949年之前曾有学者做过一些错误的解释。戴逸运用唯物史观并结合具体史实对此予以澄清，指出“单纯用人口太多为理由来解释革命的发生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社会现象不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释”；“拜上帝会虽然脱胎于基督教，并在形式上和基督教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实质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革命思想之所以产生并具有积极作用，正是因为思想本身是根源于社会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强调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既不是由于人口太多，也不是由于宗教力量，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剥削和压迫加重，人民的反抗也愈来愈激烈”（注：戴逸：《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光明日报》1961年1月11日。）。
史实考证在这一时期也有重大进展，其中以罗尔纲对李秀成“自述”之真伪的考订最为引人关注。当年曾国藩在处死李秀成后，将删改过的忠王亲供在安庆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即世传“九如堂本”，而亲供手迹则一直秘不示人。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国藩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勘，补抄被曾氏删除的5600余字（仍脱漏2880字），并摄影16页。罗尔纲遂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4 张作为底本作注，取名《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轰动一时。1956年，年子敏、束世ｃｈéｎｇ＠⑦撰文提出质疑，认为从内容来考察，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笔迹上经法医鉴定，《自传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相异，据此断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国藩伪造，并非出自李秀成亲笔（注：年子敏、束世ｃｈéｎｇ＠⑦：《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商榷》，《华东师大学报》1956年4期。）。史学界就此展开了争论。罗尔纲根据书家八法理论，将上述两件文书中的字迹逐一拆开来比较，指出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判定两者笔迹表面相异但实际相同，进而认定李秀成“自述”确系真迹（注：详参罗尔纲《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科学出版社，1958年。）。这种严谨的考证方法和治学态度很有启发意义。及至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曾氏后人秘藏的李秀成“自述”之真迹原本，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罗尔纲的论断遂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总之，在1949—1964年间，太平天国史研究空前活跃，其研究队伍之壮大，研究成果之丰富，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研究中首屈一指。与此同时，欧美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高潮，陆续出版了一批重要论著，太平天国与美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均成为历史专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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