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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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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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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前之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既已不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影射史学泛滥成灾。影射史学的实质是将历史上的个别事例或局部现象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以迎合现实政治的某种需要。批判李秀成,实际上是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在1974年掀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梁效之流又肆意曲解历史,将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权力之争定性为“反孔派”与“尊孔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将天京内讧的起因说成是“尊孔派”篡权,意在影射、攻击周恩来。一时间,太平天国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荡然无存。
三是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简单化、脸谱化的研究被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学术风气产生了恶劣影响。
上述现象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戚本禹之流固然难辞其咎,但在当时特定政治气候的左右下,不少研究者也曾经写过与之配合或应景的文章。就此而论,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今人认真地反省和汲取。
概括地说,在1964—1976年间,太平天国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乃至倒退的时期,成为近代史学科受害最深的一个领域。千篇一律的文章充斥了各报刊杂志,而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真正的窒息。
【责任编辑】徐思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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