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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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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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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的热门选题。在日本和港台地区，太平天国史研究也同样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1958年和1962年，简又文的两部巨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相继在香港问世，尤为引人注目。太平天国史研究此时已真正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热门学问。
就中国大陆而言，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正确引导，文献史料的大量编纂出版，当时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不懈努力。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国。当然，正值幼年的新中国历史科学此时仍处在摸索阶段，出现上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一些学者当时已不同程度地对此有所省察。曾有学者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关于这次革命性质的讨论中，发生过个别历史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牵强比附使之从属于自己的成见的现象。这种做法同以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无疑应当及时纠正。”（注：靳一舟：《太平天国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61年2期。）
围绕常熟《报恩牌坊碑》所展开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该碑建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年），其序文有云：“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一些论著据此来比拟太平军占领苏南后民众安居乐业的情景。1957年，祁龙威根据《自怡日记》等新史料，撰文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当时的常熟实际上被钱桂仁、骆国忠等叛将所控制，他们密谋叛变，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他们为李秀成立碑只是为了掩饰其阴谋，碑文所描述的太平景象不过是一幅虚构的假象。作者批评了这样一种偏向，即“对凡是有利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不论它是否真实，便一律当做可靠的根据，而把它渲染起来；凡是和这个观点相反的，便当做‘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在排斥之列”（注：祁龙威：《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祁文引起了史学界又一场延续多时的争论。学者们在对该碑内容的具体理解上虽然不尽一致，但这场争论所揭示的理论问题无疑是重要而又及时的。
不幸的是，这一在摸索中前进的良好势头很快便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所打断。
曲折乃至倒退时期（1964—1976年）
在被俘后所写的亲笔“自述”中，李秀成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李秀成此举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令人究竟应如何评价？这是史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1951年初版本《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在1957年出版的该书增订本中，他又略做修正，认为忠王此举目的有二，即“保存革命实力”和“希望反动统治者能同人民一道去反抗外国侵略”。1959年，赵矢元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伪降”一说不能成立，强调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表示了严重的动摇和妥协，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注：赵矢元：《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历史研究》1959年3期。）。1961年， 苑书义也撰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作者同时指出，“由于他并非想入伙为盗，加上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和临刑时表现尚好，所以还不应以叛徒论处。乞降固然给他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却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的这一事实”（注：苑书义：《略论农民革命英雄李秀成》，《北京日报》1961年9月7日。）。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并未能持续下去。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这场学术界的政治风波遂成为十年浩劫的先导。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太平天国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危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画等号。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批判李秀成的运动中，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做“站错了立场”，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苑书义、茅家琦、祁龙威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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