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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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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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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制度，认为太平天国于1853年开始实行这一制度，规定只有列入“书目”、钤有“旨准”印的书才准传播阅读，否则就要问罪，但该制度后来出现了松懈和变例，并于1861年废弃。在谈到如何运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来研究太平天国印书时，作者指出了其独特性，认为“以版本、校勘而论，研究太平天国印书不是要发现‘善本’以校订真伪错讹，而是要发掘各种版本，比较、推究其异同，藉以发明史事”，强调太平天国印书常出版修订本，“这些修改隐含着政策、思想的变化，更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异本越多，价值越大”。此说实为过人之见。在新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造反者文书”部分，王庆成对所辑录的30件太平天国文书逐一加以考释。以《洪仁[王+干]亲书供词》为例，5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业已转录，题名《洪仁[王+干]自述》，但其中的错、讹、衍字多达50余处。作者一一予以订正，并考证出这篇供词写于清南昌府，时间为清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述研究既提高了史料本身的利用价值，同时又拓宽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的认识。
祁龙威在文献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尤以对文献史料的考订、辨伪、校注见长，先后校注清人柯悟迟著《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等，编注《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洪仁[王+干]选集》（中华书局，1978）。所撰《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除专论文书、印书和文物研究史略等内容外，还重点进行了史料辨伪。例如，关于清人笔记《ｌíｎ＠③血丛钞》的真伪，学术界争议较大。作者将该书节录的所谓“贼人（指太平军）著述”与真实可靠的文献相对勘，查勘出大量破绽，并发现书中不少内容系抄自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遂判定此为近人伪作。这一结论得到了罗尔纲等学者的赞同。又如，《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根据浙江博物馆藏原抄件，著录了太平天国东阳县卒长汪长明抄存的“禀”、“呈”、“批示”共30件。作者根据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令人信服地考证出其中的后14件乃是清地方政府文牍，并非太平天国文书。《太平天国经籍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则是祁氏从事文献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首对太平天国印书逐一解题并校勘版本，复就近人所编太平天国文献进行述评，并采用“以字证经，以经证字”之法，分类笺释太平天国的专用字词；另专论“伪书考辨”，归纳出三条经验：充分发露破绽；抓住作伪铁证；愈经反复，真伪愈明。
2.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的讨论
从1979年开始，围绕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史学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大体上有以下三种不同看法。
一是封建政权说。这是新近提出的一种观点。沈嘉荣认为，单纯的农民运动“不能变更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倒整个地主阶级。正因为这样，当它推翻旧的封建王朝以后，建立起来的只能依然是封建王朝”（注：沈嘉荣：《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四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群众论坛》1980年4期。）。孙祚民指出，政体、 国体和土地政策是判断政权性质最本质的标准，而以后者为主，“由于太平天国基本上沿袭封建专制政权的模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从奠都天京到失败始终普遍实行承认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和支持地主收租的土地政策，因此太平天国政权是维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新的封建政权”（注：孙祚民：《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学术研究》1981年5期。）。 段本洛也认为，“封建生产关系仍牢固存在，小农经济原封未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注：段本洛：《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特征与前途》，《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2期。）。
二是农民革命政权说。这是一种传统观点。孙克复、关捷认为，政权就是统治之权，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农民出于反抗的需要，可以建立短期的、不巩固的劳动者专政；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革命实践，说明其政权是一个与清王朝封建政权对峙十多年的“农民革命政权”（注：孙克复、关捷：《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商榷》，《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1期。）。董蔡时则从太平天国摧毁清朝地方政权系统、 肩负起反侵略任务、农民群众基本上掌握了太平天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在经济上空前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太平天国政权始终得到农民群众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五个方面，论证其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注：董蔡时：《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特点和性质》，《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2期。）
三是农民政权封建化说。这是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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