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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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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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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折衷的观点。王天奖认为，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洪秀全等人的反封建斗争仍停留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把一些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确定便是这个新政权开始向封建政权演变的象征和标志，后期则“基本上已完成这个历史转化”（注：王天奖：《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中州学刊》1981年1期。）。苏双碧也持此说，近来还补充指出：“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因为这个政权在某一阶段更多的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就称之为农民政权，它只区分于地主政权。”（注：苏双碧：《太平天国史综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59页。）
与之相近的还有两重性政权说。李锦全认为，农民和地主是封建社会中对立的统一体，反映在思想和主张上，就是革命性和封建性、平均平等和封建特权交错结合在一起，太平天国政权便是带有矛盾的两重性政权（注：李锦全：《试论洪秀全思想及太平天国政权的两重性》，《南方日报》1981年3月30日。）。反之，孙祚民则认为， “某一政权的性质，只能依据它代表与维护哪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标准，而不能有什么‘两重性’”，“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权，只能代表与维护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同时代表与维护两个对抗阶级的利益”（注：孙祚民：《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方论坛》1980年1期。）。
与这场讨论同时进行、主题相近的还有关于太平天国能否称为“革命”的争论。有论者强调农民起义不能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据此认为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起义，“不能称为革命，只能叫农民运动”（注：《历史研究必须提倡真实性和科学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7日。）。牟安世就此提出质疑，认为从普遍和约定俗成的含义来说，“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武装夺取政权，就此而论，太平天国当然是一次革命。他指出，以能否变更生产方式来定义“革命”是不全面的，“因为它遗漏了在阶级社会中，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政权问题和根本方法——使用暴力、武装斗争的方法”，而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也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本身”（注：牟安世：《论太平天国运动能否称为革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1期。）。
上述讨论在持续了几年后渐告沉寂，辩驳各方未能取得共识，其对研究工作的推动作用没有50年代的那场讨论那么明显。看来，探讨此类问题，除了侧重对名词概念的解释和个别史事的研究外，还应重视对相关具体问题做系统的实证性研究，包括加强对太平天国前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然后再据此进行归纳概括。只有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会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学者们还就一些具体史实进行了积极的探讨，金田起义日期问题便是一例。罗尔纲一直持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 日）说，这也是学术界迄今普遍采用的说法。其论据主要有二，一是《洪仁[王+干]自述》：“此时天王在花州胡豫光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另一为《天父诗》第349首：“凡间最好是何日？ 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墓日，人得见太平天日。”据此断言金田起义日与天王生日在同一天，即十二月初十日。荣孟源、茅家琦等人则据《天情道理书》“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句， 持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说。罗尔纲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团营”与“起义”是两回事，强调金田起义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各地会众奉命起义，各地实行团营，接着赶至金田团营，随后从平南迎接洪秀全回金田，于十二月初十日恭祝万寿，宣布起义。王庆成则指出，迄今为止，在太平天国官书中没有发现关于起义具体时间的明确记载，天历六节中既没有金田起义节，也没有天王圣诞节，说明太平天国可能没有宣布过正式起义的日期。他认为，金田起义并不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而是由一系列的活动和斗争串联而成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妨碍后人确定某一天作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姜涛、俞政以《赖文光自述》“忆余生长粤西，得伴我天王圣驾于道光庚戌秋倡义金田”句为据，持十月起义说，但认为具体日期难以断定。近年来，姜涛又略改前说，根据《天兄圣旨》中关于洪秀全在庚戌年二月廿三日“穿起黄袍”的记载，否定了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的旧说，认为洪在公开揭帜前已在平山秘密登极称王，进而认为广义的金田起义，指庚戌年秋历时数月之久的各路仗义起兵勤王人马向金田地区团营的全过程；狭义的金田起义日，即公开揭帜日期，则是同年十月初一日（注：以上参见罗尔纲《金田起义日期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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