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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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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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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尽量贬低英格兰的发展，而尽量提高江南的发展。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还有学者认为，《大分流》的研究风格，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且有某种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仍应总结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验材料，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同时，与其把彭慕兰等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看作是一种知识革命(“范式革命”)，毋宁如实地坦认，它是西方品牌的“更新换代”．以《大分流》而言，用以解析的概念和方法，无一不是西方经济学用得烂熟的那一套，例如人均国民总产出、人均国民总收入、劳动日平均产出与日工资的平均收益比，对货币的崇拜、对GDP和市场率的崇拜，直至对人口增长的恐惧等等。流露出的仍然是旁观者或审美者的优越心态，这些都是从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生产出来的知识体系．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其一，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斯密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同时，彭慕兰的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对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实际上仍然深深地陷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泥潭里，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烧饼从烤焦的一面转到了芝麻喷香的一面，而美食家审味的尺度，仍然是把中国烧饼与西方面包相比。这种认识角度的转变之所以受到欢迎，不能否认是“与西方接轨”的心理需求在起作用。
再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中心论”、明清中国“停滞论”等论点是应当受到质疑和批判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偏于狭隘，缺乏一种全球化和比较研究的视野。然而，清除“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决非易事：一因现今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客观上使其处于全球化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二因“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源远流长，自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黑格尔，直到马克斯·韦伯等等，无不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的增大，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观点产生了质疑；更有甚者，有学者反过来以“中国中心论”的论点来探讨中西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失之偏颇。
也有学者在对黄宗智、彭慕兰等人的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后则认为，其一，黄宗智的观点不能完全赞成，因为他对中国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估计过低，与正确的判断有差距；但他有关“内卷化”的论述，则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有相当的解释力，即使在今天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内卷化”的情形仍不难观察到．其二，彭慕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好评如潮。的确，彭慕兰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是很有说服力的，对18世纪中国江南与英袼兰的比较更是让人信服，然而他对英格兰突破“瓶颈”走向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做到所作的解释，即把英国的成功完全归结于新大陆的发现和煤矿的优越位置，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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