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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政府的市场政策与管理（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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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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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从主观意志出发，人为管理，统制过死，完全违背经济规律。诸如规定运销地点、限定销卖时间，实行价格管制，严重违反商品交易中的价值规律，尤其当实际情况变化时，政策仍然不改变。陕西榆林茶引一千道，规定在榆林、怀远、蒙古鄂尔多斯等六旗行销。乾隆年间，由于山西民人制茶销往蒙古，官引在这一带滞销，官商受到损失，致使无商领引贩茶。再如，乾隆以前，日本铜源丰裕，采购较易，运到日本的国货价贵易销，运铜成本较低，铜商获利较多，政府却不准在每年二百万斤定额以外多购多运。到了乾隆年间，日本铜产量降低，出口铜也减少的情况下，政府仍按每年运足二百万斤的额数，令铜商贩运。铜商请削减运铜数量，政府不允许，以至官商难以完成定额，只能作为挂欠，转帐于下一年度的交铜额内，因此官商欠帐年年增加。以范永斗及其子孙为代表的大官商范氏家族要求“弃产变价，告退招商”，政府不批准。151 货源发生变化不许改变定额，造成官商亏损，是国家干预的结果。官商一旦负债累累，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政府则立即对其查抄逮捕，以家产抵偿债务。范氏家族正是依靠政府给与的特殊政策和热心关照，发家治富的，他们经营过许多专卖商品，可以说优惠享受多，管制也受得不少，最后达到破产的境地。范氏家族在当时官商中是资产雄厚者，尚且如此，其他官商更可想而知了，大多数官商都难免落得此下场。嘉庆、道光时期，私茶、私盐盛行，愿意承充官商的商人大大减少，不仅反映了这种政策的弊端，而且也说明官商的管理体制已经不宜再沿续下去了。
清代前期政府从统治需要出发，推行了对民商和官商管理上的双轨制。这种传统的商品经济制度是专制政府独特的管理模式，贯穿有清一代，为维持地主制经济的运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早期是以国家干预的指令性经济占主导地位，那么到了后期，特别是清代前期，尤其在商品流通方面，国家干预已经退居次要。只是在对官商的管理上，和遭受自然灾害，需要地区间粮食等物资调济时，政府才下达指令，或专项投资，引导商人营运。可见清代前期的政府不是包罗万象，什么都管，而是创造经营环境，保护商人利益，调动商人的积极性。其政策、法规可操作性强，适应社会实际，所以能长期延续下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制订政策、法规，一方面严格管理官商，保证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充当了市场交易的裁判员。尽管其对官商的管理方式有许多弊病，但在当时地主制经济的条件下，从财政方面看，特别是在前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市场交易则主要由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双管齐下，形成中国专制政体下商品经济颇具特色的运转方式。其重要特点就在于它使市场交易基本形成了自由竞争，当然也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由竞争，使得民间商业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展，民商的发展也比较正常、稳定、迅速。正是这种自由放任，听之认之的经营环境，才是清代社会商品经济、商人发展的保证。当时商人数量的增多，商帮队伍的扩大和增加，几乎无省无之，亘古未有，意义深远。
清代专制政府的市场政策与管理，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在推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要小得多，甚至有本质的区别。专制政权的本质特征就是一切从巩固自己的统治出发，以国家政治、军事、财政需要为出发点而制订政令、法规。因此其政策、法规，必然首先要求达到社会稳定，甚至为了稳定而牺牲经济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专制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业。只要农业发展，人民有饭吃，社会秩序就会安定，政权也就稳固。朝廷自然从这一利益出发制订国策，所以很少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制订政策和法规，对市场进行管理。需要指出的是：清代政府重视农业，但并不轻视商业。农业与商业在地主制经济条件下不是对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整个地主制经济中，比例适中，协调发展。从未发生只发展农业，抑制手工业、商业，而使比例失调的情况。
当时欧洲的经济学家休谟、亚当·斯密、配第，从一些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的著述中，了解到中国的情况。他们都认为：“中国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之一”。152 但国民的生活水平与欧洲人民相比，“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153 这是因为皇权为主的国家利益在中国高于一切。社会资源也首先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致使国富民穷。政府满足于维持人民生活在温饱的低水平上循环。专制政权的自我修补，尽管不断进行，可从未达到完善的地步。这说明中国地主阶级无法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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