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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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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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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１看,何氏大宗祠在明代占有的沙田只有2144亩, 占民国9年累积总数的3.8％;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占有沙田14,265亩,占总数25.2％;雍乾时期（18世纪中后期）,占有沙田11,443亩,占总数20.2％;道光年间（19世纪前半叶的30年间），占有沙田13,478亩,占总数23.8％;咸同年间（19世纪后半叶的20多年间），占有沙田10440亩,占总数18.5％。族田的增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是根据报承年份统计的。报承之后，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方能成田。至于何时开发成田，因资料阙如，不得其详。何氏大宗祠属下的各房、支派，还有各自的分支祠。据统计，何氏宗族在沙湾镇内的分支祠便有87间(10)。各分支祠堂在清代与民国年间创置的、数量不等的祠田,还未计在内。新会何世德堂于嘉庆23年(1818)仅有族田0.9亩,到光绪17年(1891)增至2189亩(11)。从涉猎的族谱看,除清初实施迁海政策,社会动乱,族田的数量曾一度停滞,甚至下降外,总的趋势是不断上升的。
清末出现了一些由官宦大族控制下的、由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乡族集团地主，其占有的沙田也是大量的。顺德县团练总局（后改称新青云文社）、龙山堡义仓、安良会、劝学会、长生会，番禺县禺山书院，香山县崇义祠等即是。东莞县明伦堂占有沙田之多，更是首屈一指。明伦堂于道光29年(1849)占有万顷沙9,500亩沙坦,光绪19年(1893)增至42,200亩,宣统3年(1911)续增至67,000亩,民国32年(1943)激增至76,000亩。
清末至本世纪的20年代,珠江三角洲已经建立以蚕丝业为主体的贸--工--农经济体系(12)，商业化取得深入进展的时期;也是当地华侨汇回侨汇最多,侨汇和蚕丝业被称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的两大支柱的时期(13)。也正是这一时期，虚拟宗族流行，大小宗族皆有族田，族田广泛设置的时期。据民国23年，陈翰笙先生等的调查，珠江三角洲番禺等县的族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如表２(14)。沙田区的族田高达80％,居于全国之冠(15)。
表２. 珠江三角洲番禺等县族田占耕地总面积比例
县名 番禺 顺德 中山 新会 南海 东莞 鹤山 宝安 惠阳
％| 50| 60| 50| 60| 40| 20| 40| 30| 50
县名 博罗 高要 开平 恩平 台山 四会
％| 40| 40| 40| 40| 50| 30
由此可见，土地占有形式，已由明代的私人地主所有制为主，出现向乡族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化的趋向；在沙田区，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已为乡族地主所有制所取代。
沙田的开发与宗族制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原是一片岛屿峙立的浅海湾。由于珠江带来大量泥沙，以及海潮的顶托等复杂的自然因素交相作用而不断淤积成陆，加之人为的开发，才形成今日的人文景观。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始于南宋所谓珠玑巷集团性的移民。这些南来的北方士民，在参考、利用江南治理沼泽地经验的基础上，兴筑堤围，开发沙田。通过兴修堤围，既可防洪涝，又可利用潮水涨落进行灌溉；又因堤围束水归槽，促进下游海滩的淤积，然后开发成田，形成了水陆交相作用的农业系统。随着开发的深入，这一农业系统日趋复杂，并成为多层次的结构。例如，在这一大的系统下，出现了于明中叶兴起、完善于清末的基塘系统，其下又包含有基面的陆地系统，鱼塘淡水系统，和蚕丝系统等三个子系统。总而言之，水体与陆面之间复杂多样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水体资源与陆地资源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彼此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6)。
农业耕作系统，不仅受制于自然条件，而且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结构。珠江三角洲水陆交相起作用的农业系统，需要群体力量。从堤围的兴修，到沙田的开发，乃至沙田的耕种、管理和防卫，都需要有组织的群体力量，并且往往需要互相协作的一致行动。这是宗族制盛行，乡族士绅对地方的控制力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农业耕作系统与宗族制的关系，限于篇幅，不拟在此展开讨论(17)。这里着重讨论沙田的开发与族田、宗族的关系。
北宋以前，零星南迁的汉人和土民聚居于三角洲边缘的台地和三角洲内岛屿高地。他们只利用了三角洲边缘和其中岛屿的小平原、台地、谷地和峒地。在那里可避开洪水的浸淹，也可利用泉水灌溉(18)。这些地方通常称之为“民田区”。
珠玑巷移民才深入到三角洲内部的沙田区。珠玑巷的移民中有相当部份是北宋末年随护高宗御驾南来的。他们先在大庾岭南雄珠玑巷一带驻足，然后南移三角洲。也有的先流徙江南，再辗转而来。这一具有集团性的移民中,有官宦士大夫及其宗族、随员，也有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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