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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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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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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民，还有具备江南治理低洼沼泽地经验的士民(19)。他们有文化知识、有中原和江南的农业技术，又有开发沙田的资金和经营农业的劳动力。随着兴修水利和开发沙田的成功，他们不断地取得对三角洲的控制权。从明中叶起，因得益于商业化，他们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一个通过科举仕宦而形成的官僚士绅集团也被培植出来了。他们追本溯源，把自己的家世与中原名族联系起来，并按照尊祖、敬宗、收族的原则，统合、组织宗族组织。明中后期活跃于政坛上的珠江三角洲官僚，如伦文叙和以训、以谅、以诜父子，霍韬、庞尚鹏、李待问等，就分别从农民、鸭户、小商贩、冶铁户等社会底层出身而出任朝廷大臣，或地方高级官僚。其所属的宗族，也就成了当地的官宦望族。他们都说其先人迁自珠玑巷，皆系中原名族之裔，属簪缨世胄。诸如：伦氏，望出京兆，黄帝臣伶伦之后；霍氏，望出太原，周文王之叔虔（因封于霍，亦称霍叔）之后，等等。芦苞独树岗蔡氏大宗祠门联，甚至公然写道：“珠玑官裔，镐洛宗璜”，以名门贵胄标榜于人。在当地官宦士绅的倡导下，那些得益于商业化的单寒小姓，在当地经济普遍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使他们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效法大族建立起宗族制。各大族迁自珠玑巷的传说，更编演成美丽动人的故事。自明代起，盛传不衰，妇孺皆知。新贵宗族附会的族谱，敷张成故事传说，传说又成为后来编写族谱的依据。有谱牒以尊祖，自可立祠堂以敬宗，置族田以睦族了。在建构谱系中，对始祖的附会，对祖宗的粉饰，几乎成为修谱的通病，非珠江三角洲所独然。唯同姓不同宗者，采取虚立名号，联宗通谱，建立共同的宗祧关系的作法，在内地如徽州等地方是一禁忌；而在珠江三角洲却公然盛行。更甚者，一些居住相邻近的寒姓单家，也以抽签、占卜方式来确定共同的姓氏，并且虚拟共同的祖先，合同组成一宗族。这种虚拟宗族的流行，同徽州等地以父系为中心的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宗族制迥异。
在开发沙田中逐步形成的水陆交相作用的耕作系统的需要，是珠江三角洲宗族制盛行的一个原因。但宗族制一旦确立，又为这一农业耕作系统的稳定性发挥作用。自宋代以降，沙田的开发,一般说来,可以嘉、万(16世纪)为线。其前着力于筑堤防流，开垦既成之沙；其后即通过工筑，促其成田。明代的工筑，基围低矮，不同于清代中叶以后的有完善的排灌设施。沙田工筑浩繁，耗资甚巨，非一般的农户所能胜任。而且，沙田的开发，也非纯属资本的投入。一些被视为脔肉的大片沙田，即便有足够资金开发成田，因缺乏地方上的政治势力，唯恐为势家大族所占夺，也不敢轻易出首报承。只有官宦势家，名门望族，可以坦然承垦。例如，出身于养鸭专业户的南海石头霍韬，因举业的成功，一跃而为朝廷重臣，“气焰煊赫”。他创建石头霍氏大宗祠，“合把各祖于宗祠”(20)，统合族众于石头霍氏始迁祖之下，并撰写《家训》，以规范族众的行动。统合族众的举措尤在于置族田和发展商业。佛山的铁炭、木植、盐鹾等行业，霍氏宗族无不染指。佛山商业经济命脉一度为其所控。霍氏宗族赚得的商业利润，除以报承的形式占据沙田外，还恃势压价购买大量的沙田。嘉靖初年，霍韬家居时，便压价购买寺田三百亩作为族田。他本人对开发沙田是重视的。他曾说：“顺德、香山多争田，盖沙田皆海中浮涨之土，原无税业。语曰，一兔在野，众共逐焉，无主故也。积兔在市，过而不问，有主也。海中沙田，野兔之类也。其争也，逐兔也。”(21)犹如在野之兔的沙田,自当由如霍氏般的仕宦势族捷足先得。
又如，顺德北门罗氏，据族谱记载，始祖罗辉于宋绍兴4年(1134)迁自南雄珠玑巷。明景泰3年(1452)，有罗忠者，当顺德建县时，上书情愿捐地建城(22)，为开县作了贡献。因而名噪一时。到了嘉、万年间(16世纪)，族人罗仁誉(1526--1596)和其子良相,本都属意于举子业,皆因落第而先后弃儒为贾.他俩营商大获成功而成为乡里富豪.继而这一家族的罗良信于万历10年(1582)，良策于万历16年(1588),应耳于天启元年(1621)，先后中举人,成为当地的望族。取得科举、商业成功的罗氏也就于万历年间(1573--1620)统合宗族。在八世祖以下的七房已各建宗祠，并置有祭田的基础上，于万历20年(1582)开始筹备修建大宗祠--本原祠（祭始祖至七世祖），终于万历38年(1610)落成。同年首次编写族谱，订族规，以使宗族组织制度化。也正是万历年间，报承沙田，大量设置族田(23)。每当发现浮沙淤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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