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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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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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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徽州一样宗奉家族主义。在浸渍家族本位的宗族理念中，个人的升迁荣辱，是同家族联系一起的，即个人的身份地位取决于所在的等差次序的伦理构架中的位置，取决于所属社会集团的势力。唯有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方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追求家族荣耀的终极价值观念，成为驱动族人经商的精神力量。但是，在珠江三角州并不如同徽州一样坚持“官本位”的观念，以经商致富求缙绅化作为实现家族荣耀的唯一途径。他们在缙绅化的同时，也直接用其货币经济的力量以通显。他们有的通过捐赀举办公益事业，诸如善堂、医院、育婴堂，以及修桥、补路、筑堤，等等，而取得地方上与士绅并列的名流地位。因捐资于公益慈善事业而谋得的“善董”头衔，视之为一种“社会地位”(42)。自晚清以后，这些慈善机构和商会，参预对地方的控制。甚至连同商业机构（如商会、商行会）干预时政；又可充当官、民之间的中介。广州的商会和慈善机构（如广州的九善堂(43)即爱育善堂、两粤广仁善堂、方便医院、广济医院、崇正善堂、惠行善堂、明善堂、黄沙述善堂和润身善社）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令人刮目。有报纸称赞广州的九善堂、总商会和七十二行的善举说：“公益同举，公害同驱，公愤同伸。而总商会、九善堂、七十二行之名，遂轰轰烈烈于五岭之南，妇人孺子，皆啧啧称道不置。……盖自政界以及上下流社会，莫不注视于总商会、九善堂、七十二行矣”(44)。善董、商董的作用与士绅几同，出现绅商合流的趋势(45)。
到了晚清，尤其出现了“以商立国”的职业观。香山县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关于“商务”的论述，无不贯穿这一观点。他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又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畅。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46)在徽州,以商作为第一生业的观点，早在明末的小说中已经出现。但是，嘴里说商业重要，心中却盯着科举仕宦。它较之于珠江三角洲的视商为四民之纲，以商立国思想，已有质性的差别了。
在宗族伦理中，反映出商业的功利性。这不仅表现在出自功利的需要可以附会虚构祖宗，而且体现在对族众实行的不是传统的道义经济，而是一种商业行为的经济关系。
例如各宗族在撰写族谱时，其着眼点与徽州的有所不同。以名宗右族自居的徽州大族，特别注重世系，即所谓“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唯恐他姓冒宗搀入。因而对族谱的撰写和保管，格外庄重(47)。珠江三角洲叙谱的目的，却在于攀附官宦势族，或为了联族，统合族众，以壮大宗族势力，加强本宗族在地方上的竞争力。在谱写世系时，并非着力于考究其准确，事实上正如屈在均所指出的：“大率有族而无宗。”(48)世系已多失传，也不可能如实重建。例如,当地的名族番禺沙湾何氏,始祖何人鉴,据说在南宋绍定六年(1233)由广州迁居沙湾。生有四子，皆得功名。尔后子孙出任州县地方官者，代不乏人，成为官宦之家。传至第五代何子海者，登洪武四年(1371)进士。此时，这一家族的人口已增殖至一定的规模，家谱的撰修因而被重视起来，由何子海编写《谱图》。何子海在其书序言中说“余观诗礼之家，文献之后，莫不有族谱传焉。然或舍其祖而宗人之祖，或求其前代名贤以为祖者，皆妄也。”可见当时攀附显贵为祖，是受鄙视的。此书已佚。后来该族在撰写《继述堂谱》中引述这篇序文之后，加按云：“子海公此序，当时我族止数十人，故未修谱，而推四世府判公为积德祖。”府判公，即何人鉴。他字德明，府判即其号。从此可推知《图谱》只将祖宗追溯至何人鉴，记叙了由之而下的世系。自明中叶以后，如前所述，因商业化而兴起的士绅集团，如梁、霍等名族皆自称迁自南雄珠玑巷，中原望族之裔。珠玑巷的传说愈加盛行。珠玑巷人成为正统文化的代称，又是认同于新兴的士绅群体的标志。也正自此时起，各大族在开发沙田和控制地域社会等方面，争夺愈加激烈。为了认同于正统文化、认同于当地士绅集团，为了增强在地域社会中的竞争力，何氏竟请出一位在南雄受尊崇的神化了的人物---何昶为其始祖。而真正的始祖何人鉴,因其子孙出自功利的考虑，反而屈居为四世祖(49)。
族产，原为祭祀祖宗、赡济贫者，以收族为目的。在珠江三角洲，族产已注入商品意识，属于营利性质。除拥有族田外，宗族还有族墟、族店、码头、族窑，等等。不同于徽州几乎仅限于族田和山埸。一些有政治特权的宗族甚至相竞控制重要的经济行业。例如，作为佛山的经济支柱、享有官准专利的铁冶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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