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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民商（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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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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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商与官员、政府的关系
商人与官员、政府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同商人对官员、政府的态度也不同。大商人多结交官僚，投靠政府，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报效、捐输。嘉庆五年，山西商人捐输“一百四、五十万，”最后达“二百万”。70也有的商人直接与官员合伙经商，乾隆年间，浙江巡抚王＃望“同本县人郭蔚青、王希皋等在京中夥开聚华银楼。”71还有的商人领官员资本经营，“布商陈天石新领〔徐〕乾学本银十万两，见在大蒋胡同开张当铺。”72更有甚者，商人和税官联合起来，一方偷税漏税；另一方贪污税款。时人指出：“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73 因为双方获利，所以这可能是经常使用的办法。
商人之所以结交官员，报效政府，是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每当备战之时，“米价加昂，各物亦贵，凡有田地及贸易之人获利甚厚。”74“数年以来，归化城商人糊口裕如，家赀殷富，全赖军营贸易生理，又全藉驼只牛马脚力，即为商人营运之资本。”75但也不是大部分商人都能发战争财，有的富商对官员、政府是一种既想依靠，又怕盘剥，又恨又怕的心理。这种心理状态，反映在当时文人抱怨官员苛刻诛求的笔墨中，“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官，乃牢不可破之风气，至亲密友贷十金且有难色，一胥吏挟持之数千金，立即解囊。”76由于封建政府的专制统治，商人惧怕官员、政府，想取得他们的支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前述张圣如等二百二十余名商人，从各处贩运麦石到通州，当年春间雨水少，粮食短缺，皇帝怕他们囤积粮食，高抬时价，派刑部尚书胡季堂等官员前往调查。经官员“详加晓谕，该商等惶恐伏地，咸称我等贩粮获利已历有年，一丝一粟皆被国家恩惠。今岁偶值雨泽稀少，市价昂贵，我等小民不知大义，将存贮麦石未能及时减售，即属罪无可辞。今蒙明白宣示，如梦方醒，我等具有天良，岂容再行观望，惟求准我等减价出粜就是恩典。”于是，商众决定照依时价，每石减二钱速售，两月内全行销售。上奏后，奉旨“著加恩止令减价一钱，宽限四个月。”商人囤积粮食，政府管理是正当的，但字里行间反映出，商人对皇帝、政府的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态。
从一起官员索贿案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官员和商人各自不同的心理。嘉庆十年，山西沁州知州乔维镛上任伊始，就向该地最富商人骈时若索借银二千两，骈未应允。第二年，原运商张三益举报沁州殷实首户骈时若承担运盐。于是传唤骈到省画押。因骈有病，由骈尔骏代父赴省画押充商。画押之后，骈尔骏又怕充商赔本，即找乔维镛呈告无力充运，想退商，并说如能退商有酬谢。乔因此索要银两，骈送上银一千一百两，乔不答应，又立借票一万两。骈时若得知此事坚不付给，也不承运，于是乔命衙役抓骈家人，由此骈控告乔。77商人反对官员勒索，但为了达到目的又不得不对官员行贿，官员做官则为发财，一上任就索贿受贿。
一般小商小贩与官员、政府没有那种直接关系，所以也难得从官员、政府那里得到好处，反而深受欺压。小商小贩近距离贩运，常常被官员勒索。顺治六年四月内，有山西小商人“牵驴一头，在本县〔三原县〕发卖。〔官员龚尚义〕指称漏报税银，……除完纳正税外，尚义又……索本客银三两入已。”78雍正八年二月间，山西阳曲县民续其先，“在太原县买有白布二半匹，例不上税。经过该县市口，有该县收税家人周姓，”向其索税，并锁至知县处，后受刑至死。79“粤西地方，看守城门之兵丁往往借盘诘为名，遇小民肩挑薪蔬米豆等物入城货卖者，必攫取些须，以资食用。”80也有官员借巡查商人偷漏税款之机，向商人勒索的事情。“浒关向设巡船二只，……每船水手十余名，各人私蓄小船，悬挂巡拦灯笼名目，遇有货船即索税票验看，无者将所有货物搬运而去。更且乘机强夺愚民零星布帛等类，在漏税者认为巡拦不敢声张，其实货未报官，皆饱囊朋分。”81
在大量的碑文中，记载了基层政府强买强卖，强迫店铺当官的情况，“如州县买办米薪布帛各项什物，不问时值，止给官价，亏短实多，商贾深受其累。”82说明这是极普遍的现象。基层政府勒索商人还有其他方式。山西平陆县茅津渡口，是商人过渡之地，“向有分取渡钱陋规[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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