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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民商（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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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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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人进行保护。顺治十七年，松江府为严禁巡船抢掠竹木立碑。98福建省示禁滩河恶棍扰害商旅；对商人“不得多方需索留难”。99雍正十年，广东香山县标营巡查官兵抓获冒领县照，借巡河护客为名，抢劫新会农民灰船的盗匪李立正。100江西地方滨江近湖，商贾船只载货往来，难免风浪之险阻，每遇事故就有宵小侵凌。“借救护为名，乘危抢夺。”见有船搁浅于沿岸，待风停止可以起卸时，其他船蜂拥载货而逸，甚至人多拥挤，将船挤翻。“更有不肖船户，勾通匪船，假作遭风，群相抢夺，名虽招呼救护，实则暗地分肥。客商身在危险，孤掌难呜，惟有奔逃保命。及至事后报官，各犯又已远＃，船户、水手、衙役、汛兵朋比为奸，无可究诘，种种横恶与强盗抢劫无异。”“此等恶风在在有之”。因此，省政府要求沿河地方官及武弁塘汛，尽“地方之责，自应不时查察”，“昼夜巡防”，“设法卫护”。“赣河一带塘汛亦已设有巡船”。并且列出具体规定：“如有覆溺之事，更当督率兵役救护。”“救得人命，捞获货物，按人计值，动项给赏。往救不力者，定似枷责。”“遇有遭风客船，星飞救援。立即报明所在地方官，查明救活人数，一面按名即行给赏，一面详请动项拨补。如有棍徒乘危抢货，及船户人等勾通小船作害客商，立即拿获究审。重则按律问报，轻则枷责河岸，不得稍存姑息，有意玩纵。如遇乘危抢夺等事，塘汛兵役不行查拿，并救援不力，以致淹毙人命，被抢货物者，定将塘汛兵役、水手人等行提究处。简明告示分贴沿河江湖处所，及汛地晓谕，务使人人皆知，禁暴戢奸，防护严密，仍令文武员弁，每月终将巡查有无救护缘由，统于巡缉河道折内声明，汇报查考，毋违。”101
在商人与农民发生矛盾的时候，从各地方政府的处理及订立的章程中，也看不出压抑商人。福建北部处于闽江上游地区的各县出产木材，商人砍伐后，沿河运输。乾隆三十五年，建安县游天逵等人以商木冲坏农田为由，“阻运勒索，甚至聚众凶殴”，官府对游等人“分别杖笞折责发落”，并追回勒索钱文，还给木商。为此，省里酌定章程：禁止河流沿岸乡民对商人勒阻；木商放排应小心，冲损田地、桥梁等要酌给工费。102类似的事件在浙江也发生过，那里的政府作出了相同的处理。乾隆五十五年，徽商为购买杭州沿江闸口至秋涛宫一带三千六百九十余亩沙地，建立木商公所，堆贮木材，与当地农民发生争沙地纠纷。地方政府认为：该沙地正当木商运木要路，关系木材堆贮。如果以这些沙地开垦种粮，地亩之税只有百余两，而木商运木的关税，则高达数万两，“核计课额，增减悬殊，自应统归木商全行管理。所有新升课银，即令该商永远承纳。”并“将从前已纳之银，及开垦工本，一并从优偿还。”同时勒石立碑，永远遵行。103与福建省政府不同的是，浙江省政府看到商人缴纳的税额，要比农民纳的粮税多得多，从国家财政考虑，维护了商人的利益。这种认识远远超出传统的重农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政府对以上两则事例具有法律效益的判决，应该说还是公正的，从中无论如何看不出重农民轻商人的倾向。
对官员、军队、基层政府和牙行滋扰商贾，中央政府屡下禁令。清初，政府军与吴三桂作战，广东总督卢崇峻，“奏请大兵往来封借商民船只，不许。”同时，永禁借名军需“勒索供应”，对违犯者“指名参奏”。“军需络绎，往往累及小民”，户部题准“饬各该督抚，严查地方官员，凡一应供应粮饷及沿途喂马，俱准动用正赋，不许借端私派百姓，至办买米粮草豆，务照时价支给，勿致累民。”104康熙皇帝驻跸热河时，下令“凡商民货物往来，俱不输税。”著严行稽查，“无论满洲绿旗兵弁，傥有需索商民者，即指名题参治罪。”105在开放海禁的谕旨中称：“文武官弁藉端需索者，皆从重治罪。”106有时地方大小衙门所需用品，或令牙行向铺户索取；或派胥役硬拿赊取，“商贾居民饮泣莫诉”，对此，户部题准“衙门需用货物照价平买”，并“通行直省督抚提镇等处，一体遵照”执行。107“凡诸物牙行人评估物价，或以贵；或以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窃盗论。”108嘉庆二年，江西“各镇市有不法行户，把持行市，欺弄生客，以贵为贱，暗出客名，议价交单承买，即行长价。其原卖之客银尚未得，而该行户先获重利，客虽知而哑忍。”按察使发出命令：对此等奸牙“应速拿究”。109
另外，各省也规定地方性法规，诸如：对商人“不得多方需索留难”等。110并以立碑示禁的方式，向社会颁布。这种碑文在各地都有不少。如：顺治七年《松江府为禁修葺官府横取赊买竹木油麻材料告示碑》；十三年《嘉定县为军兴需用物料严禁铺户当官告示碑》；十六年《常熟县禁扰油麻钉铁铺户碑》；康熙三十三年《长吴二县禁木行当官私派津贴碑》等等。111乾隆年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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