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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民商（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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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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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衙门每月抽取船户渡钱六日，游击衙门每月每船取规礼银二两。……官盐过渡例由该巡检验引戳记，豫省二十四州县商人每年每处向有送巡检游击节礼各三四两不等。”83官员勒索商人的方法也很多，借助家人、子弟之手就是一种。福建漳浦县侍郎蔡世远之子蔡长汉及其家人，先后在盘陀、下铺、浦南、华峰等处，“盖造墟厂”，私抽墟税。84此外，还有差役滋扰商民等事情。85
剥削买卖双方的商人，对官员、营弁手下亦不留情，每当“月选各官，借贷赴任，放债之人，乘隙居奇，创立短票名色，七扣八扣，辗转盘剥。”86有一种贩马商人，“往往暗结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子弟，将疲惫不堪之马，发于不肖道府营弁，索取高价，代为压派，甚至无驿站之州县，及管步兵之头目，一概滥派，以致所属官员勉强收受，负累甚多。”87
五 民商发展的客观环境
清代前期，商人的发展有其客观环境。当时国家统一，没有封建割据，有完整的交通运输网络：自然形成的河流水运；使政令快速下传，下情迅速上达，功能完备、通畅的驿路，及其相通的陆路；漫长海岸沿线的海上通道，所有这些水路、陆路、海路形成四通八达的商业运输网，与其相关的各种运输工具、转运设施，以及食宿、商品存贮、交易设施等，无疑为商人运销商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系统的服务。
当时国土之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对欧洲大陆各国来说，它们之间的贸易是外贸，而在中国则只是南方与北方、西部与东部的内贸，清代前期商人经营比起同时的欧洲商人要自由、便利得多。清代前期的商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其次是政府推行的是一种宽松的商人政策。人们经常引用雍正说过的一句话：“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用来说明，政府把商贾看作四民之末，相对农士工，商贾排在最后，即“重农抑商”，是对商贾的轻视、压抑。其实这句话说的很明白，所谓四民之业，是指职业而言，非指等级，是把农、士、工、商作为四种职业来划分的。农业是根本，工、商是末，因为工、商是以农业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应该说这样划分职业的本末关系是正确的，重本无可争议，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抑商，这里指是否轻视，或压抑商人。（政府的商业政策另文论述。）雍正在同一谕旨中还说：“至于士人所业，在乎读书明理，以为世用，故居四民之首。”88这里把士排在四民之首，并非把农民排在第一位，也没有把商贾排在未位。康熙曾明确指出：“商民领吴逆资本者甚多，隐匿者亦或有之，若据告追究，恐无赖之徒，借此诈害富民，有累百姓，商人为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计此铢两，以后有首告者，应不准行。”89康熙把商人看作四民之一，既不是把商人排在末位，也没有轻商之意，而且还要庇护。乾隆也在上谕中称：“朕因米粮价值，民食攸关，凡可以设法调剂者，无不预为筹划。且商人亦系四民之一，皆当激发天良，改其垄断恶习。”尽管从情感上，他认为：“其情甚属可恶”，90但也并没有轻视商人之意。
政府对商人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保护商人的利益方面。为商人旅途安全，各地方政府设置导航标志、救生船、巡船、卡房等设施，并派兵执械护送。（另文论述）在沿海运输中，政府针对商人经常遇到海滩等危险，制订一些保商措施。如：向近海邻国发函，请邻国对遇风漂至各该国领海的中国商船和滩民“收养解送”。91琉球、韩国、日本曾多次救起中国滩民，送资遣返回国。雍正九年在法律上规定：“商船在洋遭风落浅，巡哨汛守兵丁不为救护，转抢夺财物，拆毁其船，以致商人毙命，或未致毙命，皆照例分别首从治罪。”92对沿海居民抢劫搁浅商船财物，严行禁止。93福建、浙江、江南、广东、山东五省沿海，按期轮派官兵巡哨，若有行船被劫，限期破案，否则有关人员受参处。94浙江省还订立保护商船的章程，由温州、定海兵船，利用巡缉之便，“带领商船同行”，“以免盗劫”，起到护卫商船的作用。95广东派五路巡洋师船保护商船。96
在内地也有同样的法律，直隶“潘桃口木植所经之地，路僻水险，沿河匪类，或因水发木漂乘机盗窃；或结党截道拦阻木筏；或暮夜上筏砍绳乘机捞抢，”雍正“八年议准，潘桃口木植所经之地，路僻水险，沿河匪类，或因水发木漂乘机盗窃，或结党截道拦阻木筏，或暮夜上筏砍绳乘机捞抢，一经商人呈告，该监督即会同永平府审讯明确，照白昼抢夺律治罪。”97各地方政府也以勒碑示禁的立法方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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