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九年三月十日，成大入桂林接任府事帥印。廣西當時管轄二十五郡、七十三縣，“經撫群蠻，不知幾千萬〔部〕落。”[７０]廣西地處荒遠，財政匱乏，平時“仰湖北及封椿錢七十余萬緡裨歲計”；南宋初，不再劃撥，支出“惟恃鹽貨。”（《神道碑》）但改官般官賣法為鈔鹽法後，鹽利盡歸漕司，州郡地方財政困窘，守令束手無策，鹽有增價抑配之弊。成大之任後，連上奏疏數千言，亟論鈔法之弊，漕司強取之非，主張寬郡縣上交之額，嚴禁增價抑配，杜絕侵欺之弊，其要在復官般法，對廣東客鹽原入廣西的鹽利損失，歲認二萬四千六百餘緡。廣西舊賣官鹽八萬籮，如僅以五萬籮為額，即歲計可得九十餘萬緡省（合七十余萬緡足），而漕計仍很充裕[７１]。范成大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核心是調整了中央和地方財政的分配比例，得到宋廷批准，長期困擾廣西的鹽政問題輕而易舉得以解決，充分顯示范成大洞燭幽微的觀察力和處理棘手社會經濟問題的過人能力。這種精明幹練同樣表現在處理廣西馬政的行政能力上。

廣西買馬，歲以三十綱為額，每綱五十匹。歲久日弊，一是擅自提高馬之尺寸標準，二是邊吏將買馬之銀入銅，名四六銀；鹽則減斤，百得七十，併折發起解的草料錢乾沒侵吞。成大洞察秋毫，連上四奏，提出改革馬政之弊的措施：其一，仍堅持四十年之久的四尺三寸為合格標準，仍以邕州橫山寨為主要互市地。其二，銀足成色，鹽足斤两，印給支票憑由，每量得馬尺寸，即批明尺寸、及盐斤兩，杜絕官吏欺弊，蠻馬近悅遠來。其三，嚴買馬官之選，執行賞罰之格，即以合格之馬為率，不足一千五百匹，展磨勘一年；多二百匹以上，減磨勘；多千匹，則轉官。其四，針對途中損馬之弊建策：沿途給足草料，病馬留寓醫治，且配備獸醫隨行。成大蒞任之際，廣馬極弊。邕州買馬，原額一千六百匹（方按：團綱解送千五百匹），至是，亦仅二十七匹而已。一是另開宜州買馬場，二是官吏欺侵所致。成大以帥守兼任買馬事，僅二年買馬額奇迹般地彪升至六十綱，即三千匹，增倍歲額，乃極弊時百餘倍。此雖為淳熙二年（一一七五）額，時成大正離桂赴蜀之際（方按：邕州開馬市在正月），但創南宋廣西買馬最高記錄則皆賴成大改革馬政之力也[７２]。于此，足見成大的足智多謀與精明練達。

成大在廣西還賑昭、賀二州旱災，乞減四等以下戶田租之半。揀汰郡卒，練兵教閱；約束傜民，置團統屬，妥善處理民族關係，恩威兼施，實行卓有成效的羈縻政策，撫定西南邊陲[７３]。成大政餘與賓僚登臨風光秀麗的山水之間，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文及不少題名石刻。又興建驂鸞亭、所思亭、碧虛亭、平易堂、正夏堂等，均為郡中名勝。“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其地成旅遊聖地，成大實有先導之功，功不可沒。

淳熙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范成大依依不捨告別朝夕相處的幕僚及廣西軍民踏上赴成都帥任的征程。

自桂至蜀，水陸兼程，長途跋涉數千里，歷時四月有餘，蜀道之艱險，途中之辛勞，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成大在《與五一兄書》中自述：“只存四莖骨頭，烏皮包裹，其不仆於道塗者，天也！”[７４]儘管如此，成大仍懷着對廣西的深情，在途中完成了《桂海虞衡志》一書，雖今傳本已散佚大半，但由於范成大據目驗耳聞之風俗輿情而成，是書歴為世所重，胡起望教授稱之為：“開一代體例，傳寶貴資料，為歷代文人所樂道，給研究少數民族歷史者以啟迪”[７５]；實際上，還給治宋史、西南民族史、邊境地理史、生物學史、中外交通史的學者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古代廣西的一部百科全書式博物事典，其博洽堪與沈括《夢溪筆談》媲美。成大在途中留意各地之風俗，古迹之幽奇，山水之勝概，物侯之變異，生民之疾苦，社會之情狀，感觸之深，多形之於歌詠。凡得詩一三三首，結成《西征小集》，陸游序稱“尤雋偉”[７６]。詩已編入《范石湖集》卷一五至一六，凡兩卷。

范成大知成都府兼安撫制置使，其權略視宣撫司，除財計、茶馬不預外，舉凡“節制御前軍馬、官員陞改放散、類省試舉人、銓量郡守，舉辟邊州守貳”，無不在其職權之內，可謂權重事專、名實相符的方面大員、封疆大吏[７７]。誠如成大《自廣帥蜀謝表》稱：“去國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難；提封六十州，豈白面書生之事！”[７８]較之廣西，疆域倍之而有餘。成大深感責任重大，以“既來萬里，敢計一身”[７９]的獻身精神面對這一挑戰。他在《帥蜀即真謝表》[８０]中就提出了兩大施政綱領：安邊撫遠，知人安民。

成大當時面臨嚴峻的守邊重任。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吐蕃、青羌兩犯黎州，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成大建三策以應付，謂內教將兵，外修堡寨，教閱團結土丁。孝宗手劄獎諭，並賜度牒錢四十萬。成大日夜閱士，製備器甲，奏置邊地路分都監，增黎州五砦，籍少壯五千為戰兵；扼吐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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