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聖五年（1027）正月，晏殊罷執政為南京留守，辟守喪居此的范仲淹掌應天府學教席。次年，還薦仲淹應學士院試，除秘閣校理，范的仕宦生涯實現了一次重要轉折。從此，他對小自己二歲的晏殊終身師事之，體現了其尊師重道的可貴品格。范仲淹在執掌府學的教學實踐中初步形成了其教育思想和人才觀。在南都守喪期間，范仲淹向宰相上萬言書，提出了他最初的改革新思維， 不僅成為慶曆新政的藍圖， 也啟示了王安石的熙豐變法。 蘇軾高度評價了這一“天下傳誦”的萬言書，稱“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９]首相王曾對這通萬言書極為讚賞，暗示晏殊薦范召試館職。在宋仁宗時期，人才的脫穎而出，時賢先達的薦拔賞識，大力提攜，也是重要原因。范仲淹對此深有體會，在他躋身名流後，比他的前輩做得更多、更好。在人才的破格選任方面，由於范仲淹不遺餘力的倡導和垂范，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仁、英、神、哲四朝如雲蒸霞蔚般燦若群星的可喜局面出現，這是趙宋王朝能在內憂外患中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

天聖七年（1029），范仲淹力諫皇太后不可在殿廷接受仁宗行拜賀之禮，認為這樣有損“君體主威”；又建議劉太后還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但春意正濃的皇太后切于權勢，疏入不報。仲淹遂自請補外，通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

天聖九年三月，仲淹遷太常博士、徙陳州（治今河南淮陽）通判。知州楊日嚴乃亳州時頂頭上司，繼任知州胡則，也與仲淹結成忘年再世之交。人在宛丘的范仲淹仍時時關注着朝廷的政治態勢、人事變化動向。

明道二年（1033）三月，劉太后撒手人寰西歸，仁宗親政，朝政一新。原先上疏忤劉太后的官員相繼得到提拔重用。四月，范仲淹被召回，除右司諫。宋代的台諫官許風聞言事，即可據傳聞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見，即使失實，也不加罪。這是歷代封建王朝望塵莫及的最大限度的言論自由和批評朝政權力。目的在於 “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 蘇軾對這種“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１０]的趙宋祖宗家法最為讚賞， 儘管他自己曾蒙受過“烏台詩案”的牢獄之災。

仲淹直言極諫，恪盡言責。在太后稱制時，勸劉后盡母道；在仁宗親政後，則勸帝盡子道，調和二宮，煞費苦心。仲淹還受命安撫江淮災傷，所至措置得宜，如奏蠲舒、廬州等地折役茶、贍軍茶、江東丁口鹽錢，主張鹽法通商等，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當地人民的負擔。 是年歲末，在宰相呂夷簡的支持下，仁宗廢黜郭皇后。台諫在孔道輔和范仲淹的率領下，群起力爭，被責問得張口結舌、理屈詞窮的呂夷簡玩弄陰謀手法，請台諫次日上朝力陳；仁宗連夜下達詔旨，分貶台諫領袖孔、范出知泰州、睦州，天明即押出國門。台諫官員相繼上疏救援、力爭，皆不報。在皇權和相權的聯合壓制下，顯然，台諫只能屈居下風。

景祐元年（1034），仲淹出守睦州。在春意綿綿，風景如畫的新安江畔，身心疲憊的范仲淹，憑弔嚴子陵釣台，主持重修了嚴光祠堂，精神境界有了新的升華。他倡導貪廉懦立的名教思想，“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１１]，成為激勵人們道德品質修養的千古名言。桐廬郡小政閑，公務之餘，范仲淹與幕僚一起登臨遊賞，交相唱酬，飽享暢遊山水之樂。就在仲淹陶醉在江城賞心悅目的詩情畫意之中時，同年八月，一道詔令將他調知鄉郡蘇州。

當時蘇州正發大水，宋代任官有避鄉貫、親嫌的規定，不知是否他主修“范公堤”的成功實踐促成了這次調動？范仲淹行裝未卸，就赴常熟、昆山實地考察災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引太湖之水注入東海的治水方略，成為蘇州地區北宋迄今屢見成效的一種治水主導性思路。回到蘇州城內，又全力以赴賑濟救助嗷嗷待哺的十萬災民。仲淹記事以來第一次回故鄉，僅及憑弔吳縣天平山的祖塋，察看姑蘇城內的祖居，命名其宅西齋為歲寒堂，堂前之松為君子樹，樹旁之閣為松風閣，各賦詩一首，寓意深矣。

景祐二年（1035）三月，仲淹被擢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躋身侍從，有了更能發揮其才華和更多干預時政的機遇。八月，仲淹以判國子監召回後，言事益切。老謀深算、城府很深的呂夷簡奏請任命范權知開封府，想以煩忙的日常事務困擾之，再相機尋其治政失誤而罷黜之。但范精於吏治，治績無懈可擊，京都肅然。

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呂夷簡擅權市恩。向仁宗上百官圖，指出進退官員的大權應由皇帝親自掌握。又上《帝王好尚》等四論，仲淹不過是從維護趙宋祖宗家法的立場出發，主張強化皇權，侵削相權而已。切中要害的疏論激怒了權勢慾極重的呂夷簡，他反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１２]寵信呂相的仁宗詔令范仲淹落職出知饒州，這是范仲淹第三次因言事而遭貶黜。阿附權相的侍御史韓瀆還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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