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即已確立右文崇儒，“以文德致治”[２７]的既定國策，宋代大開孤寒之士通過科舉入仕之路，通過館閣制度培養和儲備人才，令其致身通顯。宋代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中，多蘊涵着愛國熱情、憂患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信念和自覺追求，范仲淹就是其中集政治家、思想家于一體的傑出代表。官僚與學者是他們的一身兩面，范仲淹年青時曾在應天書院學習過，後又執掌書院教席，不僅自己打下了扎實的學問基礎，也對教育有了更明晰的認識。慶曆新政中的詔州縣立學，是功德無量的盛舉，奠定了我國九百六十年以來的地方教育體系基礎，為大批人才的脫穎而出創造了條件。他也曾短期擔任過判國子監之職，主張辦醫學等專業教育，培養和薦引了當時最著名的幾位太學教授：宋初三先生及李覯。宋代太學、州縣官學、書院學等三級教育體系的形成，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創舉，范仲淹視教育為頭等大事，培養人才為百年大計，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

當時的一些知識精英，如宋六家中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政治家富弼、司馬光，著名學者李覯、張載，宋初三先生，均出自高平門下。他與古文學家尹洙、蘇舜欽及名臣韓琦、杜衍、晏殊等也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他自己以《十事疏》為代表的政論性散文，五《記》為代表的古文，《易義》為代表的學術著作，駢散結合的律賦創作，乃至膾炙人口的某些詩詞也達到很高的水平。尤其是他從不曲學阿世，實事求是的治學風格，融儒釋道於一爐的兼容併蓄的博大胸懷，使他不失為開風氣之先的文化學術思想界領軍人物。

范仲淹“積學於書”，“得道於心” [２８]。他哲學思想的基石是：提出了“綱維三才”的天人合一觀，窮神知化的辯證思維，理一分殊，內聖外王的四德說，實開《易》學研究中義理派先河。宗經則是其哲學思想的取向，他於六經中求文、道、用的統一，實創“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的治學路子[２９]。范仲淹還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經典，力求會通而經世致用，正如他詩中所高度概括的那樣：“清靜道自生”，“讀《易》夢周公”，“養志學浮丘” [３０]。這種有容乃大、海納百川的學術視野，使他成為眾望所歸、當之無愧的宋學開山。

范仲淹的政治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強烈的憂患意識，體現了他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自覺的擔當精神，濃郁的人文情懷。他立志“尚經天緯地之業” [３１]，而“憂事渾祛樂事還”[３２]成為他畢生的追求和信念。兼濟天下，“愛國憂民”[３３]是范仲淹立身行事，處世立朝的惟一準則，也是他光輝一生的真實寫照。范仲淹畢生信守不渝的信條是：“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 [３４]，所以他能堅持“行己有恥”的高風亮節，不僅在貧賤時能安之若素，富貴時也能保持清正廉明，“為政忠厚，所至有恩” [３５]，興利除弊；晚年又推己及人，設立扶助貧寒族人的義莊。

“素心直擬圭無玷”[３６]的范仲淹，開“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３７]的時代新風。倡導名教，旨在重建以儒家名教為核心的道德倫理體系。仲淹的名教思想，包涵了豐富的內容，不僅有傳統意義上的仁義禮智信、誠明、忠孝之類觀念，而且也包括恬於進退，淡泊名利，犯顏直諫，氣節觀念等合乎時代要求的新觀念。如果說前者更着重於個人的心性修養層面，後者則更注重於社會責任的層面，兩者的和諧統一，即为外王內聖貫通的倫理道德規范。范仲淹以名教為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則是其名教思想的集中體現，也是震爍古今、義薄雲天的驚世名言。其“至誠許國”，“不以進退易其守”[３８]的情操，不僅兩宋時廣為傳頌，時至今日，猶不失為儀型典范。

范仲淹無論出入中外，執政臨民，乃至膺寄方面之際，始終以“猶濟瘡痍十萬民”[３９]的執着，為傳統的重本抑末經濟思想注入了全新的內容。他力主茶鹽通商，發展商品經濟的遠見卓識，主持改革，興修水利，獎勸農桑的成功實踐，以軍事、外交、經濟（屯墾戍邊、堅壁清野）手段三管齊下鞏固邊防的慮深思遠，刺激消費、以工代賑救荒濟贍的獨特模式，提出“損上益下”、“裒多益寡” [４０]，摧抑兼併的固本寧邦之策，運用輕重之術平衡糧價，雖僅是吉光片羽，但仍不失為中國經濟思想上頗具亮色的真知灼見。這不僅是比他的前輩提供給歷史的“新的東西”，也是為後人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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