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之路要衝築堡寨十八處以禦。奴兒結二千人入侵安靜砦，成大急調訓練有素的成都禁軍——飛虎軍（方案：《宋史·蠻夷四》作“飛山軍”）千人前往戍守，示之以威，敵三日而退[８１]。范成大對仲淹經略西事時的謀略娴熟於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運用了其訓練土丁，增築堡寨的積極防禦戰略，實際是當時歷史條件下進退得宜的惟一可能之策[８２]，兩范之心是相通的。所以樓鑰在制詞中稱譽他：“胸中之有兵甲，世稱小范之才高。”[８３]用范仲淹守延州之典來譽成大安邊之功，是極為貼切的。范成大在禦邊之奏中分析川路嘉、黎、雅三州因買馬，諸蕃常有覬覦之心“來則有虜掠之利，退則無追躡之憂”。切不可因慮及買馬而養痈貽患，對首惡必加追討，“乘風焚山，嚴兵清野”，除惡務盡。又榜示文州，分化瓦解諸蕃，保護正常的茶馬貿易，開放互市榷場，對白水寨叛將王文才則募人斬殺。恩威兼施，軍事、經濟措施雙管齊下，“聲震四境”，鞏固西南防務，以收長治久安之效[８４]。成大確有非凡之軍事才能，其效初見於廣右，大顯於四川。
成大行政，以弛利惠民為念。在四川奏減酒課四十七萬餘緡，又罷關外科糴五十二萬斛[８５]。宋制，蜀帥月率一入學見諸生，成都府學崇寧新建以來，歲久敝漏；成大親自擘畫，籌集經費，“選吏程督”，一新室屋，踰年而畢功，使成都學“為西南冠”[８６]。其重視興學，所至均然，與范仲淹也如出一轍。淳熙四年（一一七七）成大又續修方志《成都古今丙記》十卷，親撰《丙記序》，惜是書已佚[８７]。重視文化事業也是他一貫宗旨。
陸游與范成大定交於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時為編類聖政所同僚，孝宗剛即位。十五年後兩人在成都一為帥守，一為幕僚，但友誼卻與日俱增。陸游對成大的洽聞強記，精明幹練，遠見卓識，推崇備至，期望他以“廊廟之重”，北定燕趙，“早為神州清虜塵” [８８]。
成大以病弱之軀，游宦四方，淳熙四年春，因病上章丐祠，孝宗手詔答稱：“范某已病，尚為國遠慮，可趣其來。”[８９]成大應詔東歸，李垕稱其為帥蜀之賢者，尤以文章政事見重當世[９０]。
成大五月二十九日啟程離成都，十月三日入姑蘇盤門，東歸歷時四月有餘，有行記《吳船錄》，原本一卷，今傳本二卷乃後人所析，非其舊。凡途經之地山川、形勝、古迹、風俗、人物、典故、園林、寺院、鎮市、物產等無不記載，充分顯示了成大的博學和廣聞的功力。如其過三峽的峭急奇險，寫來跌宕有致，遊刃有餘；讀之驚心動魄，擊節讚賞。蜀中風物，鬼斧神工，盡現石湖筆下。
是年十一月初，成大赴臨安入對，除權禮部尚書。五年正月知貢舉，為克服拆換試券之弊，乞添試券頭背壓縫朱印。三月兼直學士院，四月拜參知政事，兼權修《國史》、《日曆》；六月，即被言者論罷。出知婺州，辭免，請以本官奉祠，返鄉家居。成大徜徉在故鄉的青山秀水之間，遍游石湖及姑蘇諸名勝古迹，詩思泉湧，復與友人唱和相酬，其樂融融。詩作中不乏關注農事及生民疾苦之意，亦頗及吳地風俗。
淳熙七年（一一八○）二月，判明州魏王趙愷病卒，詔起成大代知明州（治今浙江寧波）並兼沿海制置使[９１]。乞罷進奉海物，又乞權閣魏王挪用諸司錢十五萬緡，以紓民力，詔皆除之。成大之任，又上奏劄，論與東南蕃舶交易而銅錢外流，雖嚴刑峻法不能禁止之弊；認為蕃貨多不急或無用之物，主張可以權停海外貿易，以絕其弊，實乃因噎廢食之舉。但又提出建議，令蕃舶回程時，亦博買中國貨物，約與來貨等價，並科其抽解，方准其住泊，否則，禁其貿易[９２]。這才是明智之舉，惜是否為宋廷採納已無明文可考。當時明州海船之多，令人歎為觀止，反映了造船業的發達和海外貿易的興盛。為防范沿海海盜侵擾，成大獻海界圖本，建議根括沿海船戶，凡海船五八八七艘，令以五家為甲，如一船有犯，同保並科其罪。將所結保甲攢写成册，如獲海盜，則按冊根治[９３]。這是將王安石創議的“保甲法”行之沿海明州管下。南宋以來，海外貿易極盛，但未聞海盜之患，或與成大這一建策有關，為了維護趙宋王朝的長治久安，成大堪稱處心積慮，竭盡其智。成大上此劄時已受命移知建康府（治今江蘇南京）兼江東路安撫使。
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四月，成大到建康任所，時值歲旱，他以急迫的心情，負責的態度，全力以赴投入救災賑濟。成大救荒之策主要有：招徠商賈，奏請上游稅場，不可邀攔江西、湖北客米。請准得軍儲糧二十萬石賑饑民。權閣夏稅，蠲免當年秋稅額二十萬斛的三分之二。府屬五縣受救濟糧者達四五四○○餘戶，民無流徙者。當時，在沿江渡口，凡流民過淮處，皆差官給糧，津發其回；不願回者則妥善安置之。流民被荒，殘稅申乞蠲閣；流移歸業，行李牛畜，免收渡稅。次年，又籌府之餘財代輸下戶秋苗及丁錢之半[９４]。總之，竭盡所能賑濟災民，減免兩稅及丁錢，鼓勵生產自救。這是宋代官員的常用之策，范成大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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