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在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一重要性的共同認知方面，兩范堪稱“心有靈犀一點通”。成大在他的名著《吳郡志》中特創立水利一門，總結了仲淹以後的丘與權、單子發、單諤、郟亶、郟僑父子及趙霖等人的治水實踐和理論，“凡古今興廢之迹，江海源委之道”，皆薈萃其說，保持了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的許多水利文獻，今之治水方略，實亦無出其後。成大對水利事業的重視於此可見一斑，以後明代遂有《吳中水利書》的纂修，成大發凡起例，首創之功尤不可沒。

成大在處州興修通濟堰的歷史功績可與仲淹媲美。通濟堰是在麗水與松陽之間的大型水利工程，流經數百里，灌溉二千餘頃，自南朝蕭梁時詹、南二司馬始修，至南宋乾道年間成大主持重修已達六百餘年。由於成大踵事甚密，頗具遠見，深知水利工程“修復之甚難，而潰塞之實易”，故撰《堰規》，且刻石列其規以俾後人所考。成為浙東山區水利工程的典范，迄今仍在發揮作用，歴八百三十餘年而不廢，成大的苦心經營造就了通濟堰這一有長達一千五百年歷史的水利渠道仍在造福於當地人民。時至今日，浙東山區仍不時傳來因爭水而發生糾紛乃至械鬥之類事件的消息，我們不能不欽佩十二世紀時人范成大的慮深思遠和遠見卓識，這些堰規即使今日，也是仍能行用的有約束力的鄉規民約，仍能對維護通濟堰的正常運轉和維護加修起舉足輕重的作用[１３７]。范成大的精明幹練，於此還只是小試牛刀。

其三，軍事才能與外交手腕。兩范堪稱各有千秋，難分高下。宋代立國之初，懲於五代驕兵悍將犯上作亂，改朝換代的歷史教訓，立下以文禦武的祖宗家法，不僅由文臣出臨方面，擔任最高統帥；武將只擔任副職或部屬。主管軍事的樞密院歷來由文臣出長，唯狄青因平息儂智高之叛而擢任樞密使，不久即被重臣文彥博以疑忌而罷，旋即憂悸而死；南宋初的韓世忠、岳飛因被削奪兵權而進位樞密使，不久即一罷一殺，未得善終。因此，在面臨民族矛盾激化，邊境不安時，往往由文臣挺身而出。當仁宗之世，西夏入侵乃國之大患，養兵一百二十五萬卻屢戰屢敗，范仲淹、韓琦，受命於危難之際，范主積極防禦，堅壁清野，多修堡壘的戰略；韓力主攻策，在國力、軍力不占優的情況下，只能導致敗績。范仲淹的積極防禦伺機反擊的戰略為實踐所證明乃當時惟一可行之策。故西夏人相戒：“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方按：指范雍）軟弱可欺。以延州為管道，啟動和平談判程式，因元昊來書中有侮辱朝廷之語，為不使皇帝受辱，范遂焚來書，另寫副本上報朝廷，一面自行覆書西夏，這種苦心，體現了他一貫的勇於任責的擔當精神，但觸犯了“人臣無外交”之天條，受到降官貶責的處分。但仲淹這種以國事為重，軍事、外交手段雙管齊下的慮深思遠，較之韓琦的一味硬拼，屢遭敗績還是要高明許多。范仲淹稱得起一位建功立業的軍事家和還不算蹩腳的外交家。

反觀孝宗之世，國力、國運較之仁宗朝每況愈下。初志恢復的宋孝宗，挫於隆興之敗後，尚把希望寄託在虞允文身上，兩次派其宣撫川峽四路，欲東西並舉，興兵恢復中原。但當時兵備未整，虞于淳熙元年（一一七四）齎志以歿。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出帥廣西，安撫西南少數民族卓有成效的范成大被委以重任，調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這與當年范仲淹經略西事時的臨危受命也極為相似。成大在桂林，處理當時被泛稱為“西南蠻”的少數民族關係頗為得體，臨之以威，撫之以恩，以和平共處為基本原則，同時輔以開放邊貿口岸互通經濟往來，消除為掠奪資源而引起衝突的危險。其突出的外交手腕見於他處理安南進馴象的方式上。乾、淳之際，朝廷允貢、卻貢反復無常。當時因郊祀大禮，急需進象，前帥施鉅又對使者恩禮過厚，遂使貢象使者傲慢無禮，成大面折其狂，稱：“吾經略諸蠻，陪臣安得亢禮！”至“受其廷參而犒之，遂為定制。”這是他恩威兼施，靈活外交手腕的一個范例[１３８]。成大處理廣西宜州買馬事也極為得體，認為不可開遠蠻僥幸之途，這將對邊防構成嚴重威脅，所謂生其覬覦之心，對於這種見利忘義之徒，應存戒備之心，防患於未然。寧可停一年之開榷場買馬，也要絕其啟釁之心，堅持仍以邕州橫山寨為榷場，茶馬貿易中又增用鹽。成大精明強幹，萬事練達，其在廣西經略買馬事宜，創下南宋歷史最高記錄。淳熙二年（一一七五）進馬六十綱，三千匹，增倍歲額。茶馬貿易于宋代財政、國防事關重大。宋人早就認識到“兵在馬”，宋代積弱乃至亡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馬政不修，缺乏一支精銳的騎兵，堪與契丹、女真、党項、蒙古等游牧民族有善於馳騁、大范圍機動作戰的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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