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孝兩朝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人才之盛。在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錄》中，仁宗朝的“名臣”最多。如張知白、張士遜、陳堯佐、姜遵、李迪、韓仁、郎簡、張沔、夏竦、孔道輔、蔡齊、鄭戩、程琳、龎籍、明鎬、晏殊、張昪、宋庠、宋祁、孫甫、賈昌朝、曾公亮、葉清臣、王堯臣、吳育、富弼、韓琦、田況、文彥博、歐陽修、張方平、韓琦、蔡襄、馮京、王安石、司馬光等，范仲淹是承上啟下的人物。此外，如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加上李覲，為太學最有名望的教授。唐宋八大家之六全產生在仁宗朝，歐、王、曾與仲淹有交遊。學術、哲學名世者則“三劉”（敞、攽、恕）、孫奭，張載、周惇頤、二程、邵雍等北宋五子，此外，還有蘇頌、沈括、燕肅、畢升等科學家。在這個群星閃爍的時代，從思想學術史的歷史長河考察，范仲淹無疑是領軍人物，所以筆者譽之為“宋學開山”[１２３]。

而孝宗朝人才、學術之盛，亦南宋歷朝之冠。先後擔任過宰相的如張浚、陳康伯、陳俊卿、虞允文、趙雄、王淮、周必大等均為名相，史浩、洪適、湯思退、梁克家、葉顒、魏杞、曾懷、葉衡等或以治政著稱於世，或以學術文章為時所重。范成大與他們多有或遠或近的關係，與周必大、三洪、王淮等過從、交遊尤為親密。當時，哲學大師朱熹已嶄露頭角，以胡宏、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以陸九淵為祖師的心學，以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呂祖謙為創始者的婺學,以陳亮為開山的永康事功學派，共同構成了浙東學派的萬千氣象，成為足與朱、陸理學、胡、張湖湘學相頡頑的鼎足而立的主流學派。范成大以其淵博的學識卓然屹立於當時思想學術之林，他與蜀學大家李燾父子、李石等也有交往，他與上述一流學者經常進行學術層面的對話。要不是他一三六卷《大全集》的佚失，或許他與尤袤（《梁溪集》）、《遂初小稿》等著作喪失殆盡）也能構成吳學或蘇學學派，清代惠棟的“吳學”，較之范、尤前賢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當然不用說范成大還是尤陸范楊南宋四大家的著名詩人之一，也是范、陸（游）、朱（熹）、張（即之、孝祥）等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他的行草深受孝宗讚賞和時人喜愛。

范成大早在乾道六年（一一七○）使金歸來除中書舍人時，就在士林享有重名。誠如崔敦禮《宮教集》卷八《上范舍人書》所稱，其學“包羅百氏，磅礴九流。以輝煌汗漫之作而執耳文盟，以博大高明之資而盱衡士類。”在南宋的兩府大臣中，只有范成大和周必大當得起這樣的評價。這與張方平當年亟稱仲淹，譽之為“士林歸乎北海”，（以孔融類比，稱其時望與重名。）實有異曲同工之妙[１２４]。仁宗時，朋黨之爭開其漸，主要表現為改革派與反對改革的守舊派間的兩大陣營對壘；孝宗朝則主要表現在仕宦集團與近習的對立與鬥爭。范仲淹無疑是前者的領袖和中堅；而范成大則僅是文士集團的重要人物而已。

孝宗時期，尚稱得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但養兵之費使財政狀況惡化，其出路即為橫賦與苛斂，這種狀況較仁宗時有過之而無不及。據周必大估計，川峽四路淳熙初“常賦、雜征”已為熙豐時歲入三倍有餘[１２５]。眾所周知，北宋熙寕、元豐間的歲入是北宋最高的。至淳熙末，僅東南地區的歲入就達到六千五百餘萬緡，這是一個驚人的天文數字。如果考慮到南宋僅為北宋版圖的三分之二，那麼我們更可感受到這種超經濟的剝削和壓榨的殘酷，在其背後支撐的是嚴刑峻法與大批貪官污吏。孝宗志在恢復，也效仿宋太祖設封椿庫，淳熙十年也增加到三千余萬缗，但這筆民脂民膏卻主要用來敬奉太上皇和賞賜近習佞幸，以滿足其驕奢淫佚的生活需求，兩年後，內藏就僅剩五百余萬緡了。孝宗對太上皇恪盡孝道，言聽計從，晚年的進取心、恢復志已拋九霄雲外；其信用佞幸如張說、宋貺、曾覿、龍大淵、甘昪、王抃等，導致士人文官集團與近習的對抗，近習的弄權使吏治敗壞，南宋後期的權臣、近習為患，孝宗實開其漸。僅就這兩點而言，他是遠不及宋仁宗之開明、仁厚的。因此說他是“中興之主”，實在是名不符實。范成大就生活從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對宋人評論甚苛的王夫之也視范成大為孝宗朝名臣，稱他與周必大、王十朋、楊萬里為“錚錚表見”，“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１２６]。但無論是文學學術、還是士林交遊，范成大還稱不上公認的領袖地位，顯然比仲淹當年略遜一筹。

⑵政治理念與治績  范仲淹“慨然有志於天下”，“以天下為己任”，追求“尚經天緯地之業”[１２７]；他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先憂後樂是體現其時代精神的千古名言。范仲淹倡導的名教思想實際上是儒學正宗，即以孔孟之道立言立德；他表彰嚴光的名句：“先生之風，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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