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成都實行“內教將兵，外修堡寨，團結土丁”三策，深得孝宗嘉許，認為“三說皆善”，賜詔獎諭，賜錢四十萬緡[１３９]。成大日夜閱士卒，制器甲，以守邊為先務，不輕啟事端。其方略見其詩：“開邊吾豈敢，自治有餘巧”[１４０]。其實，這些經略邊事的具體方略，簡直就是范仲淹經略西事時的南宋翻版與活用。如修築堡寨，范成大因深諳地理之學，故凡吐蕃入犯徑路十八處，皆築堡寨，以扼其進犯之途，更加森嚴邊壘，這是對當年范仲淹在緣邊諸路大設堡寨的活學活用。成大在成都建籌邊樓，築分弓亭，都反映其留意軍事，注重防禦的常備不懈之意。成大經略西事也大著績效，《神道碑》稱“兵威大振，於是專意恤民。”而陸游則有一總體評價稱：“〔公〕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振四境，歲復大登，幕府益無事。”頗有一種無為而治的神閑氣定[１４１]。陸游對成大的軍事才華推崇備至，《渭南文集》卷十八《銅壺閣記》稱：“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膻之汙，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銘奏凱，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知公舉大事不難矣！”這是稱譽他有能力肩負起恢復中原，復興北宋疆域的重任，可惜歷史舞臺沒有提供給他演出的機遇。

⑶其他方面  在文學才華和創作實踐方面，顯然成大略勝一籌。其博學才高，對田園詩的創作，對農民及城市貧民的同情與瞭解，對封建剝削殘酷的譏刺，對山川風貌的狀寫，無愧大手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流作家。至於佛道兩教的素養，仲淹雖也有“外護”之稱，但顯然對佛典和道學的熟悉程度尚不如成大。在生活情趣方面，兩范均“素心愛雲水”，喜愛大自然的真山真水。其情操均表現為官場的難進易退，自甘淡泊，但在思想境界上有很大差距。仲淹在鄧州修百花洲，卻並不將園圃據為己有，而是辟為公園，與民同樂；無疑較之成大刻意經營石湖、范村作為終老之地，僅與交遊作為勝賞名迹，其胸懷、品格、境界不可同日而語。仲淹嗜琴喜棋，成大愛收藏，善鑒定，藝梅植菊，各有所好。兩人的共同愛好乃書法，成大的行草顯然功力更深。范成大還是著名的地理學家、社會學家、民俗學家，他精通鄉風民俗，知識廣博，愛好更多，但在哲學思想方面尚乏力著，雖不失為當時交遊的中心人物，但較之范仲淹為宋學開山、思想學術界領軍人物的地位，尚難與之相匹。兩范可資比較之處仍有很多，有些也亟待細化，如重視教育，薦拔人才方面，顯然仲淹做的更多更好；又如文學創作的特色等均是可以作為專題討論的課題。限於篇幅，只能俟諸來日了。也許待筆者的范成大事迹著作編年完成後（中有大量輯佚詩文），會進一步深化兩范比較研究的課題，此僅引玉之磚，以俟時之賢哲。

今已有學者在從事于蘇軾與歌德的跨國超時空比較研究了，相信這類比較研究會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和關注。其實，這種比較研究古人早已有之，如周必大《神道碑》開宗明義就將成大與仲淹這兩位精英人物作過比較。兩人時隔一百三十六年相繼擔任參知政事，均為姑蘇人，但“譜牒不通，俱望高平”。另一位吳縣人，明代的狀元宰相《姑蘇志》的作者王鏊也對兩位前賢作過比較：

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後，莫盛孝宗，皆銳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許國，可謂千載之遇，而皆不能少其志。烏呼，道之難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于時，自昔然矣！

文正子孫，今在吳中最盛，所謂歲寒堂者，有司春秋享祀不絕；而文穆之後無聞焉。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１４２]！

姑且不論其對仁、孝二朝的論斷正確與否？其對仲淹與成大的蓋棺論定應是頗有見地的。宋代士大夫“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為吏以亷，立身以學”是其共同的立身之本，而“潔己自守”[１４３]乃其共同的操守和道德規范，兩范亦不例外。明代的李贄至稱“宋亡，而范仲淹不亡”，可見仲淹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筆者擬在通過兩范的比較研究，揭示宋代士流的心路歷程和人生軌迹及其人文情懷。雖然，兩范同中有異，各顯風采。但范仲淹顯然更高一籌，不僅是其先憂後樂的襟懷，尤在其立功、立德、立言。

[１] 必須指出：今有人稱謝氏乃范墉之妾，實迺毫無史料依據的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常識是：庶出者不入各種族譜、宗譜和家譜。而今存各種范譜卻均以仲淹為始祖。

[２] 《宋會要輯稿》（下簡稱《宋會要》）儀制一○之一六。

[３] 《歐陽修全集》卷二一《范仲淹神道碑》；《宋史·本傳》也稱：“泛通六經，[尤]長於易”。

[４] 《范文正公全集》（下簡稱《范集》）卷一六《讓觀察使第三表》、卷一七《謝轉禮部侍郎表》。

[５]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三。

[６] 《歐陽修全集》卷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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