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批評，但仍不能不欽佩石湖學問的“奇博”。稱之為黃庭堅以後、錢謙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內行的名詩人[１１６]。對范成大詩作出全面評價的當首推周汝昌先生。他認為范成大的詩憂國憂民，“政見是站在端人、正義、愛國這一邊的，頗有史筆”；尤其推賞使金七十二絕，乃成大“最好的組詩之一”。筆者也認為：這一組詩的思想內涵，藝術成就應在《四時田園雜興》之上。周先生還認為，范成大的山川行旅詩“真切細緻、清新豐富”，十分“充實”。又論范成大身為高官，卻留意並同情農民及貧苦市民的悲慘生活，“願為喉舌的精神”，“難能可貴”。對范詩的藝術特色，周先生也作了十分精闢的概括，其一，“清新俊逸”，“富於變化”；其二“平淺易曉”，“清圓便婉、明淨流美”。成大轉益多師，“幾乎向所有歷代著名詩人學習”，卻尤鍾情于取法元白、張王。[１１７]這與《四庫提要》“追溯蘇黃遺法，而約以婉峭，自為一家”之論同樣是頗具見地的。葉茵評以“千古湖山人物，萬年翰墨文章”；張鎡稱他“事業文章兩足尊，南北東西曾遍歴”；龔明之則云“范公文章政事，震耀一世”；[１１８]平心而論，均不失為對石湖的蓋棺論定。
三．仲淹與成大之比較研究
本文在論及范成大之宦歴政績時，已與仲淹略有所比較，今擬再專門進行一番比較研究。大致從以下幾方面着手：
⑴時代背景 范仲淹進士及第步入政壇之際，趙宋王朝已開國半個世紀。經過宋初三朝四十年之久的勵精圖治，北宋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極盛，出現了蓬勃興旺的向上發展勢頭。范仲淹雖真宗末已入仕，但其宦海沉浮主要在仁宗一朝，這與號為歴仕三朝，但宦歴與孝宗朝相始終的成大極為相似。因此，比較他們從政、治學、生活的時代，只要對仁宗和孝宗兩朝作一對比即可。仁宗以仁治天下，謹奉祖宗家法，忠厚之政；孝宗以孝為宗，雖即位初，銳志恢復，終碌碌無為。但舊史家予以高度評價，分別譽為卓然北、南宋諸帝之稱首，詳考史實，卻未必盡然[１１９]。
乾興元年（一○二三），以晚年崇奉天書、東封西祀而著稱的真宗撒手人寰，留給十三歲登基的小皇帝的是一個政局不穩、國弱民窮的爛攤子。頭十年，真宗劉后（即仁宗時的劉太后）以真宗遺詔中“太后權軍國大事”名義處理朝政，時時暴露出想臨朝稱制的欲望，幸賴王曾等元老重臣嚴守祖宗家法，輔佐她平穩渡過了過渡期，但切于權勢的劉太后則在死後才還政于仁宗。在她執政的十年中信用王欽若等奸邪，羅崇勳等宦官，廣修塔廟宮觀，耗費國財，留給仁宗的是財政更加拮据的親政局面。仁宗初執政，就有人抓住其生母宸妃事大做文章，幸得呂夷簡預為之媒，以厚禮殯葬，才未出大亂子。范仲淹既在天聖七年（一○二九）初任京官時，就力諫仁宗不當率群臣拜賀劉太后，以為君主“無北面之儀”，並亟請回政于仁宗；得罪劉太后而被逐外放。在仁宗親政初，他又上疏仁宗，對太后“宜掩其小故而全大德” [１２０]，竭力調和二宮。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內憂外患頻仍，與西夏的戰爭連戰皆北。養兵之費，耗盡了內外之積，加上冗官、冗費，導致了積窮積弱的財政危機。宋代的官僚機構人浮政濫，曠職廢事，吏緣舞奸。“科率誅斂”，導致“天下騷然” [１２１]，社會動亂，小規模兵變、起義風起雲湧。賦役不均，貧富分化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危機。面臨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嚴重局面，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新進英銳策動了慶曆新政。但由於趙宋祖宗家法的根深蒂固，仁宗皇帝的動搖反複，始從終棄，宰執重臣的首鼠兩端、掣肘觀望，反對派的陰謀破壞，既得利益者的公開反對，改革派內部的一些問題，如缺乏周密的部署及通盤的考慮等各種原因，新政功敗垂成。
仁宗對朋黨的疑忌，達到神經質般的地步，其換宰執大臣則如走馬燈般，親政三十年，兩府大臣達四十余人。又自命台諫，使與大臣互相箝制。此術為孝宗所心領神會，其操縱之術又有過之而無不及。兩府大臣除虞允文、王淮、陳康伯外，多則一年半載，少則數月，任人不專；孝宗在位二十六年，先後命相十七人之多。又多加猜忌，再以台諫監察交攻，鮮能有所建樹。仁、孝兩朝的共同特點是多以“曖昧之罪加人”，說明其忌諱廷臣結黨之心的疑忌心理如出一轍。當然，孝宗之弊又在多信用近習佞幸，布為耳目，乃至進退大臣亦用其策，此則其遠不如仁宗也。
仁宗朝西、北兩邊外患不絕，尤以西夏為害尤甚。幸賴范仲淹積極防禦之策而贏得還算體面的和平。雖增“歲幣”於契丹，撥“歲賜”付西夏，付出沉重代價，尚得以保國本不動搖。宋孝宗即位之初，勵志恢復，但用非其人，隆興一敗，則惟有和議，後雖寄希望于虞允文兩度經略四川，打算東、西兩路齊舉，終因實力不濟，有“小堯舜”之譽的金世宗又採取培植國力，不卑不亢之態度，其長備不懈，政局穩定，客觀上令宋無機可乘。更重要的是：孝宗受到鮮廉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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