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湖大全集》乃編年體，值得注意的是黃震《黃氏日鈔》卷六七摘抄石湖詩文中有關於宋本《大全集》的編次記錄。如黃氏稱：“〔第〕二十卷，公出蜀時詩”，與今傳本第十九卷相合；黃又說“二十一卷，（還）〔懷〕直玉堂與還吳時所作”，與今通行本第二十卷相合。卷帙前後次第相差一卷，乃宋本卷一為賦六首及楚辭四首，今本已移至卷三四所導致。即前二十一卷，今本仍宋本編次之舊。但令人費解的是：黃氏所說卷二十二至二十六，“多帥鄞（明州）所作……至金陵而詩少”；但核今本，僅卷二十一為明州詩，卷二十二為建康詩，即與黃氏所見宋本卷二十二至二十三相對應。而二十四至二十六卷（即今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均為奉祠家居姑蘇詩，如果不是黃氏誤記的話，則明州詩佚失有三卷之多。所以即使是石湖詩，仍有較大輯佚的餘地。關於石湖文，黃氏稱：“五十一卷以後，皆帥蜀時奏劄”；“第百四卷，諸啟多可讀者”，“第十七冊兩卷亦啟，皆賀政府者，文尤雄雅。”據此可知，石湖書啟至少有三卷以上，如果其後之文仍為二卷一冊的話，則其餘二十四卷至少還應有十二冊，一部百三十卷的《石湖大全集》應在三十冊左右，其中詩為六冊，文為二十四冊。黃氏還說：“上樑文語多雄壯（自注：百九卷）”，“聖節疏亦多好（自注：百十卷）”；儘管《大全集》已佚，但其規模、編次、卷第約略可見，關於這一點，因前人從未述及，故特為拈出。

⑵《吳郡志》，又稱《吳門志》五十卷，范成大纂，預其事者則龔頤正、滕宬、周南[１０２]。此書曾有著作權糾紛。因某人求持某事入志而弗果，遂造為謗語，稱此書乃非出石湖手筆[１０３]。直到三十年後，李嘉言之子李壽朋出任平江知府，因乃父嘗為成大幕僚，親見成大主持修志事乃確鑿無疑，遂於紹定二年（一二二九）付梓刊行，因志斷限於紹熙三年（一一九二），又命校官汪泰享等增補其後之大事入志。今傳本之《牧守門》有寶祐三年（一二四四）記事，則重刊時又有個別內容補入。范志成書以來即享有盛譽。趙序云：“條章燦然”，“辭與事俱稱”；明人王鏊《姑蘇志·序》則曰：“范志竣而整”。《四庫提要》卷六八又亟稱是書引書多注明出處，注中又有類注，實乃“著書之創體也”。即使對范志頗有微詞的清人章學誠也認為：此書“文筆清簡”，“編次雅潔”；宋人方志首推范志及羅願《新安志》。筆者以為他們對范志的評價仍有偏頗之處。首先，范志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詩文，成為今人輯佚吳郡文獻的淵藪和校勘的寶山。如《全唐詩》、《全唐文》，《全宋詩》、《全宋文》的編輯于此獲益良多。其次，《水利門》保存了完整的宋代蘇州水利史資料，至今猶能提供借鑒；關於寺、觀的詩文，不僅是園林建築史上的寶貴資料，也是宗教史上佛、道兩教的重要史料；《人物門》的設置，足補史傳之缺；其《官宇門》收錄的浙西提刑司、提舉司題名是惟一浙西路監司長官的完整記載，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其關於太湖、虎丘等的記載，為今天旅遊資源的大規模開發，提供了有益的謀謨。最後，范志作為創例性的一郡巨典，為其後宋元方志及明清姑蘇方志的修纂提供了一個范例，其規模、體例皆不能出其右。

⑶《攬轡錄》一卷，此成大使金時日錄。《四庫全書》因其敏感的民族關係，又涉及清人遠祖女真，故不收此書。陸游對此書極為推重，稱此書對女真國內事“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雖虜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對成大博聞強記由衷欽佩，對此書傾注的愛國情結則尤為心領神會，以詩抒寫其讀後感云：“公卿有党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能沾衣。”[１０４]可惜此書已非完本，從黃震《黃氏日鈔》卷六七引用三條佚文及李心傳引用十四條佚文來看，此書之佚文當不少於今傳本的內容。而且，史料價值很高，著名史學家李心傳所引多據以駁正《中興遺書》、《中興小曆》諸書之誤；對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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