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撰寫的奏議、政論、序記、題跋及各體散文，均在已佚之《文集》；而能見其生平、思想概略的主要為周必大撰《神道碑》，但這類文字多溢美之詞，且未必能反映傳主的真實思想，因此，進行思想層面的對比研究則尤顯困難。但從范成大今存詩文的字裏行間，至少可以看出成大對仲淹這位鄉前賢頗為心儀，其思想、行迹亦頗有類似之處。成大思想亦崇奉儒學正宗，其政治理念以儒家“仁政”為圭臬，從他的一些奏疏中可見其政治主張為慎刑謹罰，輕稅薄斂，啟用賢能，愛惜民力。其施政注重通權達變，審時度勢。由於時代背景、社會風尚的影嚮與制約，也由於他長期患病體羸，佛道思想賦予他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以很大影嚮，明顯表現在晚年的急流勇退，易退難進，消極遁世，明哲保身。這與他早中期的勵志恢復，銳意進取，建功立業已判若兩人，形成鮮明對照。當然仲淹罷參政後，也有意氣消沉的一面，但在知鄧、杭、青州任上仍一如既往救荒賑饑，致力於促進農業生產、商品經濟發展，改善百姓生活，穩定社會秩序。這些有所作為的政績我們僅在石湖知處州、帥桂、蜀、明州、建康時還能見到，其後基本上是領祠祿而不出，流連于大自然的美景中與親友飽享山水風光了。應該說最後十年，石湖基本上無所作為，這當然有近習排擠，長年臥病，晚年喪女的客觀原因，但較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仲淹，成大顯然頗有差距。

兩范可資比較的政績和文治武功大致有以下幾項：其一，義莊與義役。范成大知處州倡義役，也許是受仲淹設義莊之啟發。兩者之目的雖略同，即以富濟貧，貧富互助。但兩者仍有頗多不同：前者救助對象為蘇州范氏宗族，後者乃處州松陽民。實現手段不同，前者由仲淹個人捐俸購上田千餘畝，以租計口給米及供婚喪之用；後者則由松陽民據物力高下出錢購田以租助役，當然，當時成大官卑，俸祿遠不能與其晚年及仲淹相比，即使他有心也未必有能力捐俸。從效果和影響看，前者只要有良好的管理制度（即《義莊規矩》）及公平的管理人員，就能“九族之間，莫不被其惠”[１３２]；而且，這種扶貧濟困的義舉，紛紛為世家大族所效仿。自宋代以來，對蘇州人才之盛，社會事業之發達，養恤與教育族人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健全，仲淹可謂功德無量[１３３]。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發揚光大的一種可貴精神。而范成大的義役當時在執行過程中就有平均攤派和重複出錢現象。雖當時輸錢買田達三千三百畝，可助役至二十年，而且一度推行到兩浙。江東、西、福建路的部分地區，但終難成規模和氣候，成為曇花一現。必須指出，仲淹這種民與物胞的無私情懷，道德風范，較之成大，實有天壤之別。因為成大晚年，出則安撫、制使、入則二府大臣，高官厚祿，卻經營私家別墅、莊園，將石湖、范村營造得似人間仙境，但到南宋末已蹤迹難尋[１３４]。較之仲淹嚴詞拒絕門生欲為其購置洛陽原唐·裴度別墅，平生不殖私產，遺表不及私恩一字，乃至死後家人守喪只能借住官房的高風亮節，成大實乃問心有愧。

其二，治水實踐與思路。天聖年間，仲淹在泰州任監鹽官時，就力倡興修捍海堰，調發通、泰、楚三州民夫修成長150里的范公堤。此堤對防止海水倒灌，改造鹽鹼地，促進農業生產有重大作用，歴千年而迄今仍存。在當地人民心中樹起永遠的豐碑，正如宋人楊阜所作《范公生祠畫像贊》所云：“青衫下僚，名世高節”；“捍患禦災”，“水遠堤長”[１３５]。仲淹有總結這次修堰實踐的著作《堰記》，可惜已佚，這一缺憾，卻由范成大完美的彌補了（說詳下）。仲淹的另一成功的治水實踐在景祐元年（一○三四）六月，仲淹知蘇州，當時姑蘇久雨成災，有十余萬嗷嗷待哺的饑民亟待救濟。仲淹到任即赴昆山、常熟等地察看水情，確定了疏浚五河，“導太湖注之海”的正確治水方略，又力辟種種橫議，首創“日以五升米，召民為役，因而賑濟”的以工代賑新模式，不僅解決了災民的生活困難，又興修了水利，為災後恢復生產，重建家園打下扎實的基礎。這種浚五大浦（茜涇、下張、七丫、白茆、許浦），“以殺其勢，為數州之利”的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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