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提出了“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 的主張。他還力主“文質相救” [４１]，文以載道，將道統與文統完美結合，他有獨具一格的詩論和賦論。他對前輩作家王禹偁、穆修比較推崇，對同時代的尹洙、蘇舜欽、歐陽修等人“力為古文”的文學造就也頗為讚賞。他自己也創作了文質兼備、情文並茂，駢散結合的散文和律賦。范仲淹和與他同時代的作家群體形成了一種新的文風，一掃西崑體“刻辭鏤意”，“專事藻飾，破碎大雅”[４２]的弊弱文風。

范仲淹還主張：在文學創作中須“文辭貫道” [４３]， “意必以淳，語必以真” [４４]。他在《唐異詩序》等文中簡要概括了唐詩各種流派的特色，反映了他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和藝術鑒賞品位，對詩歌的特徵及其社會作用有明晰的認識。詩言志，歌詠言，他認為抒發真情實感是詩最本質的特徵。范仲淹的詩眾體皆備，他的交遊詩、山水詩、邊塞詩中不泛“格清而意遠”[４５]的精品佳作，如《野色》、《和章岷從事鬥茶歌》、《獻百花洲圖上晏相公》等為不可多得的傑作。另外，范仲淹的律賦創作，堪稱唐宋大家，儘管他精心編纂的賦匯總集《賦林衡鑒》已佚，但保存下來的序，是一篇十分精彩的賦論。律賦興于唐，宋代以來，賦主要是應付禮部貢試的科舉文體，不為人所重。但“少遊文場，嘗稟詞律”[４６]的范仲淹，卻善於“化腐朽為神奇”，創作出不少言為心聲的佳作。正如楊萬里所論：“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４７]宋文之盛，正始于慶曆，范仲淹無疑是這一作家群體中的重要一員。

作為邊塞詞人的范仲淹，雖其詞作多已散佚，今僅存五首，但卻闋闋精彩，字字珠璣。他的詞作豪放中有婉約的成份，實開蘇辛詞風的先河，有一種撼人心魄的節律感，音樂美。范仲淹的散文，題材廣泛，是他從政、治軍、興學的實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也頗具文學和審美價值，其中不乏佳篇。《岳陽樓記》等五記、《十事疏》、《奏上時務疏》等為傳頌已久、膾炙人口的傑作，他的四論也風格犀利，縱橫闔捭，還有一些書信及傷悼文字也寫來感情真摯，十分動人。總之，范仲淹不失為享有時譽的作家，他的詩文言志抒情，風格清新，自然流暢，立意超邁，醇厚雅正，一如其人，廣受當時及後世的人們所喜愛。在中國古代的文學家中，理應有范仲淹的一席之地。

二．范成大事歴著作考略

（一）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４８]，一字幼元，早歲自號此山居士，後又自號石湖居士，宋平江府吳縣人（治今蘇州吳中區）人。成大出生時，正當“靖康之耻”；幼年又遭流離，生四歲而金軍再度南下，繁華的平江城毀於戰火，使早慧的成大深寓家國之痛。其父范雩終官秘書郎，其母蔡氏夫人卻出身名門，乃蔡襄孫女，文彥博外孫女，家學淵源有自。成大幼承庭訓，自幼聰穎，據周必大撰《神道碑》記載：“公在懷抱，已識屏間字。”十二歲時已“遍讀經史”，年十四，已“能文詞”。其後，連遭親喪[４９]，十年不出，竭力撫二弟、嫁二妹。當時，成大備極艱辛，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只能寄居寺院，無科舉意。范成大的創作生涯開始很早，自稱：自十四五歲，“始為詩文”[５０]。在昆山苦讀時，已加入邑中詩社，與馬先覺等唱酬，詩見《昆山雜詠》。在其父執、昆山名士王葆的激勵下，才奮發應舉，中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開始走上仕途。

紹興二十六年春至三十年冬（1156～1160），范成大初宦徽州司戶參軍，在任凡五年，歴二任，更歴三守，先後為李稙、潘莘、洪適。三十而立的成大表現出非凡的吏治和才幹，徽州的老吏以弄權著稱，成大以其幹練精明令老吏斂手屏迹，三任州守對這位年青的僚屬均頗器重。禦下苛嚴的李稙“霽威待公”，遷官提點坑冶時“辟公幹辦公事，不就”。（《神道碑》）以“博洽精明”名世的洪適，則付以吏事，且常“與公商榷古今”，相當倚重，認為成大乃官至兩府之才，自充舉主，令成大遷官“從事郎，入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神道碑》）成大在任时，多次因公務往來於今蘇、浙、皖交界地區，對生活在社會基層的百姓及其生活狀態、思想感情有了一定的瞭解，創作了《後催租行》等反映社會現實的傑作，與州教授嚴煥等僚友有唱酬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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